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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利用哲学处理两个庞大的主题：人类历史——被她重新解释为父权制的历史——以及个体女性整个生命的历史，从出生到老年的进程。

1953年，《第二性》被翻译成英语后——比《存在与虚无》早三年，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早九年——在英国和美国产生了比在法国更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本书是存在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萨特这种把活生生的人际关系看成是一种主体间的柔术的观点，导引着他写出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性描写。从《存在与虚无》对性的讨论来判断，萨特式的性关系，是一场史诗般的视角争夺，换句话说，就是在争自由。如果我爱你的话，我不会想直接控制你的想法，但我想让你爱我和渴望我，并自由地向我放弃你的自由。

萨特在热内十岁时经历的一件事中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时刻。当时，热内正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里，按照一般的期待，这样的孩子本该谦卑恭顺、感恩戴德才对，但热内却拒绝照办，反而叛逆至极，老是偷这家和邻居的一些小东西。

1958年，萨特有机会更加细致地探索了弗洛伊德的人生：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委托他创作一个传记片的剧本。萨特接受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需要钱：一笔巨大的税金让他捉襟见肘。但是，接受委托后，他又以往常那种能量投入到工作中，导致最后拿出的剧本足足可以拍一部七小时的电影。

在波伏娃的圈子里，有一位思想家也和她一样，认为人类境况具有模糊性，这个人就是她的老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想当年，在两人还都只有十九岁的时候，这位总是倾向于看到事物不同面向的朋友，曾让她恼火不已，因为她自己是个喜欢迅速做决断的人。但自那以后，他们俩都有了改变。波伏娃虽然还固执己见，但已经对矛盾性和复杂性更加适应。而梅洛-庞蒂则在战争期间，让自己习惯了那种与他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不妥协态度。

1953年1月15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后以《赞美哲学》（In  Praise  of  Philosophy）为题发表——他说，哲学家应该首先关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同时，他们应该运用理性和科学，来清晰地思考这些模糊的东西。

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梅洛-庞蒂评论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都更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具有怎样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历史事件和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变化所摆布的。这种感觉在战后仍然持续了很久。

加缪也写道，人类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在集体自杀和更明智地使用技术之间——在“地狱与理性”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945年后，似乎已经没什么理由再相信人类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了。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愿望是，可以出现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来解决冲突、执行条约，使大多数战争变为不可能。加缪就是怀有这种希望的人之一。

梅洛-庞蒂曾在自己支持苏联的阶段问过萨特，如果必须在两件事之间选择，一件会杀死300人，另一件会杀死3000人，他会怎么选。萨特回答说，从哲学上来看，这有什么差别吗？当然从数学上来讲有差别，但哲学上没有，因为每个个体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没法拿两个无穷来比较，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情况，生命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或许在现代世界中，“针对个人的不公正”已经不再有意义。对于这个骇人的观点，萨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不必感到愧疚，但到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他做到了。

萨特和波伏娃最终在一件事上和库斯勒取得了共识：不可能与政治观点相左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人们的观点迥异，”萨特说，“怎么一起去看电影呢？”1950 年，库斯勒跟斯蒂芬· 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碰见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提议一起吃午餐。两人尴尬地缄默了一会儿后，（根据斯彭德的二手消息）波伏娃说：“库斯勒，你知道我们道不同。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个大大的X，说：“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会像这样

“你自己就是哲学家，肯定明白我们看一块morceau de sucre（糖块）时，每个人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的morceau de sucre 现在差别太大了，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

当然，萨特认为，他自己才是那个醒着的人。后来总结他们的分歧时，他说道：“我认为，我在忠于他1945年的思想时，他却抛弃了它。而他则认为，他只是在忠于自我，而我却背叛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