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新生活运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老百姓对它又怕又恨？在读小说《长河》的时候，这个疑问不断在脑中萦绕。怀着好奇我上网一查，查到这样的资料：
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指1934年至1949年在中华民国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新运以"礼义廉耻"重要思想为主，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新运最后因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国共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无疾而终。
这个运动就是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这项旨在提高国民道德标准和国民素质的运动，是理想社会里人们应具备的素质和要求。为什么会无疾而终呢？
回到小说中，似乎看出一些端倪。
不明就里
一位农妇问：“大哥，我问你，‘新生活’快要来了，是不是真的？”问了许多人，人都说不明白。
还有人借人们对“新生活”的不了解，装神弄鬼地吓唬人。一位曾经家境不错，后遇到灾害落得贫困潦倒的老水手，见有五六个小孩蹲在大青石板上玩骰子，上前逗他们说：“瞎，小将们，还不赶快回家去，他们快要来了，要捉你们的！”
小孩子问：“是谁捉我们？”“谁，那个‘新生活’要捉你们。”
有胆小者如前面那个农妇，看着自己竹笼中的小猪，觉得可以引她到一个好梦境中去，而那个“新生活”，却同个槌子一样，打在梦上粉碎了。不免惶恐至极。
可见这项运动并未落实到民间，只存在于上层的口号中。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把这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当回事，认为是“城里人，城里事情，总之和乡下人都太遥远了。”
“新”不如“旧”
老水手想起“新生活”，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其实这里的景色是如此美好，真要变了能比这更好吗?
河边下午景色特别明丽，朱叶黄华，满地如锦如绣。回头看吕家坪市镇，但见嘉树成荫，千家村舍屋瓦上，炊烟四浮，白如乳酪，悬浮在林薄间。街尾河边，百货捐税局门前，一支高桅杆上，挂一条写着扁阔红黑大字体的长幡信，在秋阳微风中飘荡。几十只商船桅尖，从河坝边土坎上露出，使人想象得出那里河滩边，必正有千百纤夫，用谈笑和烧酒卸除了一天的劳累。对河大坳上，老水手住的祠堂前，那几株老枫木树挺拔耸立，各负戴一身色彩斑斓的叶子，真如几条动人的彩柱。
当地富豪滕长顺也是如此。他这样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照普通情形来说，应当是很幸福的了。然而各种捐税并不因“新生活”而改变。钱出来出去，世界似乎并未变好。
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
上下不一致
运动要求国民行节俭之风，"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然而地方的官员们却大肆搜刮百姓，打着“新生活”的旗号，变着花样地欺压百姓。
商会会长本是个为商家谋福利，调解军队与商家之间经济纠缠的人物，却也沾染贪腐之气。因看中滕长顺家的橘子，借口向上头交摊派，向滕长顺要一船橘子，扔下二百块钱就把橘子拉走了。
如果说商会会长属于半商半官，还不能完全代表地方官员的话，那么保安队长的到来，对滕长顺来说简直就是劫难。
保安队长听说会长来要过橘子，自己也想发个财。同样要了一船橘子，却连一块钱都不想给，还找个师爷敲边鼓，哄骗滕长顺先拉走橘子然后付钱，不同意的话就要把他的橘树都砍了。
滕长顺当然不相信他能给钱，坚决不给橘子，结果保安队长派手下弟兄真的把橘子树全砍了。
当然，首先政府希望通过改变民众旧的、不良的行为习惯，来提高国民道德标准和国民素质。出发点是好的，但必须植根于合适的土壤。
1934年至1949年正是中华民族最为羸弱的时期，外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杀戮，内有反抗腐朽当局的革命势力。经济衰退，政府无能，民不聊生，这个时候推行这样一种理想化的运动，显然是没有根基的。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理论指出：生存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当第一需要得到满足时，才会上升到更高层次的需求。在百姓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形下，你把“新生活”夸成人间仙境，也不会有人理会的，
其次，所谓“上行下效”，必先从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抓起，才能做到正风气，树新风。而当时的政府官员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
对于“新生活”的态度是说一套做一套，完完全全的形式主义。最后只落得“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柄。
这篇小说所蕴含的深远寓意，放在今天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