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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这代人太过天真，那么下一代人也许又太过现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现在的女孩们知道的又太多。今天成长起来的女孩们，已不是刚刚获得平等机会的第一代人，但她们却是明白这个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在职场上大有作为的第一代人。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先是试图面面俱到，然后决定有所舍弃，而“舍弃”的通常是她们的事业。
毫无疑问，女性在工作中是具备领导力的。在美国，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在本科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中，女生的比例分别是57%和63%，这些学业上的成就甚至让一些人开始为“男人的末日”而焦虑。在中国，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中，女性约占51%。但是，女孩在学校里被赞赏的“善于服从”、“先举手，被叫到再回答”的行为，在工作环境中并不被倡导。事业发展所依赖的通常是敢于冒险和自我表现，然而人们并不鼓励女孩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所以，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中，初级岗位上挤满了女性；而同时期的领导岗位却被男性占满。
这个淘汰过程形成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造成高级职位中女性数量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想当领导的进取心。当然，有不少女人和男人一样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然而，我们深入地看待问题时，有关女性对高级职位渴望度的数据显示，在各个行业里追求高级职位的人，基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麦肯锡在2012年对于财富500强企业的4000多名员工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男性中有36%的人想要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女性只有18%。当工作被描述为具有影响力、挑战性并涉及高级职责时，要求得到该工作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尽管我们通常是在高管级别谈论两性在进取心上的差异，但在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这种差别都很明显。一项关于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毕业后以“进入管理层”作为头3年职业目标的更多是男性。即使是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中，声称自己“有事业抱负”的，也是男性多于女性。
要在下一代人中实现一些转变仍然是有希望的。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首次有更大比例的年轻女性认为，“在高薪职业或专业里取得成功”与个人生活同样重要。有关80后、90后人群的最新调查表明，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可能称自己“有事业抱负”。虽然较之以往有进步，但在这个年龄段上，仍然存在男性与女性在领导进取心方面的差距。80后、90后的女性也不太可能像男性一样认可以下的自我描述：“不管是什么领域，我希望在我最终从事的工作中获得领导者的角色。”她们也不太会像同龄的男性一样，用“领导者”、“有远见”、“自信”和“愿意承担风险”等特点来形容自己。
既然更多男性以成为领导者为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女性要面对的所有障碍，他们最终能达到自己目标也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思维模式从他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作家萨曼莎·伊杜斯和她的丈夫曾读过女儿幼儿园发的年刊，里面谈到每个孩子都要回答“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他们注意到，有些男孩立志要当总统，但没有一个女孩有这样的想法。最近的数据显示，当这些女孩成年后，她们的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改变。在中学时期，也有更多男孩比女孩想要在未来的事业里获得领导者的角色。排名前50位的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女性不到1/3。
人们对男性抱有职业成就方面的期待，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可有可无——更糟糕的是，“她很有抱负”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一句赞美之言。积极进取、作风强硬的女性违反了那些关于社会“可接受行为”的不成文规则。男性的进取、强大、成功会不断地受到人们的称赞、喝彩，表现出相同特点的女性却常常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由来自社会的压力让女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得考虑婚姻问题。当我上大学时，父母虽然也强调要学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叮嘱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上大学时，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作潜在的丈夫候选人加以考验（相信我，如果你19岁时就这么做，那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建议我申请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但我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我在海外生活，那么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毕业后第一年，我果然遇到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的相信婚姻是幸福的开始，是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事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那段时间，于我自己，我都感到胸口上赫然贴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差不多10年以后，我意识到我的幸福并未被全部剥夺，于是就如愿以偿地嫁给了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