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辞职后从广州回来，一路坐着火车、大巴，由喧嚣繁华驶进寂静无声，回到家乡的这个村子。
它和全国其他数千万个座落在山区里的小村一样，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看到走家窜户的人们。我回来的时候，正临近中秋时节，村里人烟仍旧稀少，看不到一点团圆的迹象。
青壮年们都像受了风吹的蒲公英，奔着活苦钱多的地方，散落到外省务工去了。
我就这么见到了久未见的弟弟，还有一直陪着弟弟的爸爸。
之前在车上，我还一直在思忖，见面的时候可要说些什么比较好，怎么表现才能很自然很随意。车到了家门口，思忖的东西全然忘记光了，爸爸过来接过了我手里提的各种水果，还有腊印着“月饼”二字的油腻包装的两筒芝麻饼。
弟弟正坐在大门口，和去年那时的他没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也没说话。
“来，这是刚买的桂圆和红提子，新鲜的，你拿去吃”我说，我尽量把动作放得非常自然。
“放那吧”弟弟回答。
“好”我轻描淡写地回应着，内心却全是很小心。
爸爸这时吩咐弟弟把东西都放到冰箱里去，因为天气还是很热，时鲜的水果容易坏掉。弟弟没说话，却站起身来把东西提到楼上去了。
中午三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沉默地吃着，只听得见筷子扒拉着碗的声音。我吃饭很慢，边吃边思考着妈妈在我回村子前告诉我的那些事，关于弟弟的事。弟弟已经吃完了，我本想问一句这么快啊，但还是咽下了。
这时，爸爸突然毫无预兆地从他的裤袋里掏出一盒药，拇指指甲在上面一按一抠，一粒白色的药丸跳在掌心上，递给弟弟，拿药、抠药、给药、放回药这一整套动作爸爸配合得天衣无缝，我用眼神余角瞄到爸爸这迅速的动作。我心里暗想，为什么要速度如此之快？
弟弟接过药，他一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我心里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抬头，不要回应弟弟的眼神，认真吃饭就好。所以我依旧吃着饭，悠然地夹着菜，慢慢嚼着，装作全然没看到爸爸给药的这件事的发生。弟弟看到我完全没看见他接了药，便起身倒水把药喝了。喝完后，他便搬了把椅子坐在大门口，像我回来刚下车见到他那样，然后他开始掏出一包烟，点上一根，幽幽地抽着。
我吃完饭洗了碗，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没什么事干，手机也没有流量，这个青山绿水的村里，没有网络，没有华灯，没有到处嬉闹的少年。只有树上一直“知了，知了”叫个不停的秋蝉，还有卯足了劲和稻谷一起往上长的野间稗子，载着树运着沙的货车在坑洼的泥路上呼呼而过，尘土飞滚。于是我也搬了把椅子到大门口，与弟弟一左一右靠门而坐，我也呆呆望着天空，看门前马路上过往车辆，吸着卷起来的灰尘。中间，我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爸爸这时从房内提了一个空塑料袋子出来，对弟弟说，去，到河对岸你爷爷菜园里摘几个橘子来尝尝，不知道熟了没有！
弟弟便起身接过袋子，一个人独自去了。
他一个人去，不要紧么？我问爸爸。
不要紧，他还常一个人去河里游泳呢，放心吧，他现在吃了药，没事儿！爸爸坐在弟弟那把椅子上抽着烟，回答着我。
于是，我还是呆呆望着天空，直到弟弟提了一袋子碧绿碧绿的橘子回来。
晚饭后爸爸照旧那一整套迅速的给药动作，我依旧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弟弟很听话地吃了药。晚上时间才不过七点钟左右，弟弟自己烧了热水，洗了头洗了澡，便径自地上床睡了。我想起以前他是典型的夜猫子，通宵是常有的事，总是黑白颠倒，晚上常不知道去了何处，又总是半夜两三点回家，白天一整天都是在睡着。所以，他如此自觉、规律地作息，我相当地惊讶。
七点多以后，村子已经黑了，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沉默的夜色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全村三三两两的灯光，在黑夜里显得那么势单力薄。我在广州常是晚上十一点了还在公交车上晃着，现在我也只好洗了回到自己的房间，百无聊赖地躺下，听着MP3熬过一点点时间，照旧在失眠中度过一夜。
第二天早上，弟弟在我的房门外敲着门，叫着“姐！起床！”，我一夜未睡，困意十足，看手表居然是早上六点钟。我整个大学，以及上班一年的时间里，都从未能够在早上七点钟之前起床过。可是，弟弟的每一句话现在好像都有了分量，我不敢怠慢地起床下楼，吃完早餐，我又和弟弟两个人分坐大门口两边。
时间真漫长啊，我心里想着。我能感觉到，时间在一秒、一秒慢慢地走着，我想起妈妈对我说，弟弟常说“人的一生太漫长了，太长了。”
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从早上六点起床，吃完饭便望着天空，一直坐到晚上。我感觉自己在外地工作的疲惫的心，在这种漫长的时间里似乎变得更老了，我更接近八十岁了一样。有时，我坐不下去了，便在楼上阳台看风景，沉默的山，沉默的水，沉默的树，沉默的飞虫。
弟弟有时会上楼看书，我偷偷瞄了下，是我上高中和大学时的语文读本，他看的是文言文部分。弟弟他初中便没怎么顺利地读下去了，这时居然看得进古文，我又感觉到惊讶了。想起他从小喜欢写小说，各种奇想总是出人意料，却往往耐力不够，半途而废了，他的文笔比我是好得多的。
我希望弟弟和我说些什么，就像去年他那时时常打电话说，觉得有人跟踪他，有人要害他，有人要找他报仇那样。我希望了解他的内心。可是现在，谁也走不进他的内心了。
我感觉到虚无和无聊的苦闷了。那不是绝望，而是苦闷，一种在当下的时空里，想摆脱却又明知无法摆脱，只好无力地原地呆着的苦闷，铁房子一样的苦闷。
于是，我在大门口坐着、阳台上站着、沙发上躺着、床上滚着，看天空，看云，看山，看河，看树，看马路，看车子……我从一间房，换了另一家房，承受着这种沉默的苦闷。
以前，汽车司机每次在我家门口停车等人，总会下来开开我的玩笑，问问我的学习、工作情况。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他和村里其他人一样，故意避开着，这是一种很微妙很细小的变动，可我却能感觉到。我知道，是了，村里估计早已经瞎传开了。三人成虎的威力不容忽视，更何况在闭塞的乡村里，精神或者心理上的疾病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传着传着，估计大家统一为这些本应该受到照顾和理解的患者们都冠了“疯子”的头衔。
同时，我心里也深深自责和愧疚了。如果我也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常识，或者大学时涉猎稍微广泛一点，当初弟弟天天打电话找我倾诉他的恐惧的时候，我就应该对弟弟的病情还能提早预防，能提早就医看心理医师，不至于一拖再拖，对他的误会一深再深。现在，后悔已无益，只能暗自祈祷一切可以好起来。
我的同村的小学好友y来我家看我，她来之前我已经预料到她在家里估计已经听她爷爷说了弟弟的事。她来的时候，她一直问我弟弟的事，我把Y一直看作很好的朋友，她又是医院的护士，我想她至少应该是懂得一些的。其实我并不想说太多，我知道我说了，只会又多了更多的传言，她还是问着“你弟到底怎么了”，丝毫没看出来我不太愿意说的意思。
我示意Y小声，不要让弟弟听见，这样问会让他受伤。而且不是我不愿意讲，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和感冒、心脏病是同样的性质，只是前者没有生理表现而已。就像，我说我抑郁症很严重了，但没有人会觉得那是病，以为那只是“心情不好，想开了就行了”一样。
后来在父母的谈话中，陆陆续续听到有关弟弟发作时的情形的描述，在父母半遮半掩当中听出他们身上都有被弟弟打的伤口。也了解到，弟弟是被县城里的流氓痞子当众在大街中毒打，头被踩至地又被路过的男同学女同学看见，而受了极大的刺激等原因所致。
中秋节来了，妈妈把在县里的理发店关了，回到村子里。我们一家四口围着桌子共进晚餐，我们一家有多少年没有聚一起吃饭了？这一次能相聚起来，既有我突然辞职能回家的因素，也有弟弟生病爸爸也不得不陪着在身边的因素。
于是，在这样没有团圆的氛围下，我们一家四口竟意外地团圆了，我心里升起来了一种感动的，微微心酸的，想掉泪的东西。
我打算着，我得重新回到广州找工作。我至少要自己照顾自己，养活自己。这样打算着，中秋过完，我便又提了包准备上车离开村子了。
走之前，我和弟弟告别。
姐，你要走了？弟弟坐在椅子上抽着烟，侧低着头问我。
嗯，是啊。我站在门口回答。心里很想说点什么，可觉得太过煽情，并不适合当时的环境，便只好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出我家房子。
我离开村子的时候，坐在陈旧的破了皮，一路喘着气的车子里，挑了我最喜欢的靠窗的位置.
透过窗子看到稀稀疏疏的房前偶尔坐着一两个晒着太阳的老太太，褶皱陈旧的面容，佝偻的身子，抱着腿打着盹儿，只有满头银丝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也会看到突然房子里跑出来几个学龄前儿童，不知愁地在风里奔跑，玩耍，声音格外地高亮清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