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遗珠

1898年9月21日，持续了一百多天的戊戌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举措都被废除。但所幸，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之所以保留下来，不是因为它多么的重要，而仅是因为它是先于变法由光绪帝提出、且经过了慈禧的首肯。也正因如此，从诞生之初，大学堂就被掌握在官僚手中。郝平先生曾强调道——京师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

虽然它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毕竟它活了下来，虽然百病缠身，但却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火种。《国闻报》曾记载：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那时的百姓仍旧笼罩在甲午战争的阴影之下，李鸿章被迫拖着一具老朽的躯体前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而这不仅宣告了清政府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正式破产，也让世界列强真正开始着手瓜分中国。

半政半教的衙门

从甲午到庚子，大学堂就像是一颗被丢弃在粪坑里的珍珠，遭遇着和当年公款留学一样的境地——无人问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其说是一所大学，倒不如称之为衙门。办学第一年招收了学生有近百人，但几乎都是官员。在两千年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下，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对文化教育的压制下，读书治学这条路始终被少数人所享有，而科举取士也只针对贵族乡绅的子弟，农工商业的劳苦大众只能在遭受压迫、驯服、奴化之后祖祖辈辈沦为底层。因此，此时的京师大学堂纵然是个不起眼的偏门，但对于劳苦大众来说仍然是封闭的，它成了国家的行政部门，一方面承接了国子监的部分职能，统管全国的书院学堂，起到教育行政机关；另一方面它又聘请教员，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最高学府。

此时的国家取用人才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每年总有大量的官宦子弟名落孙山，原先还可以通过走后门或者作弊蒙混过关，现在干脆直接硬塞进京师大学堂。一时间整个大学堂充斥着各种“公子”“少爷”，这些纨绔子弟入学不仅不用交学费和杂费，还都带着三五个仆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学生，只管让下人“公子少爷”的称呼着。素日也不学习，只管往酒馆戏楼八大胡同里钻。不仅学生如此，教员们也只管去慈禧那里领赏银，身份地位和翰林院的讲经博士相同，但他们并不热心于传道解惑，而只关心俸禄涨了多少，饭菜是否可口，官服一脱立马就钻进八大胡同里嫖妓赌钱。

大学堂和北洋舰队一样徒有其表，甲午海战惊醒了国人却没有惊醒金銮殿上的慈禧太后，她把大学堂当做“师夷长技”的门脸，当时的大学堂是在康熙四公主的府邸上扩建而成的，面积巨大，建了亭台楼阁和高大的院墙，学生只是在这封闭的小世界里混吃等死，但他们还自我感觉良好，把礼堂称之为“寝宫”，把图书馆称之为“公主闺房”。这所富丽堂皇的皇家大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为政治和权利服务的，所谓的科学与开放只不过是在国际上招摇撞骗的幌子罢了。

毁于一旦的神坛

1900年，兴起于山东的义和团逐渐渗透到京津地区，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对列强十分反感，遂听从裕禄等人的建议，接见了义和团头目，当时的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地区毁路拆桥，此次接见正好助长了义和团的气焰。当时的义和团足足带领了十万人前往京城，经过慈禧等人的一番夸耀，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四处设坛祭天，出入宫禁，横行霸道，搞得京城乌烟瘴气。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自然和西洋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成了斗争的对象，他们把洋人，乃至懂洋学，说洋文，用洋货的人分成十毛，其中说洋文的华人被称为二毛子。京师大学堂作为假洋鬼子兴办的“洋学堂”，被义和团视同“洋教堂”一样对待。《义和团史料》中记载：义和团“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子，用者辄置于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民搜出，乱刀并下，皆死于非命。”京师大学堂校舍被义和团横扫后，设为“神坛”；学堂被迫关闭，师生流离，部分中国教习未及逃脱，被当作“二毛子”遭到义和拳民杀害，自此京师大学堂被义和团霸占。

于是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清除义和团势力，并随即派出军队攻入北京，这时的京师大学堂正是义和团的根据地，这些吹嘘自己能刀枪不入的土匪流氓迅速土崩瓦解，经过这两次打击，大学堂的校舍、仪器、档案被摧毁殆尽，于是京师大学堂变成了一片废墟。

从头再来的学堂

这次浩劫确实敲醒了自大的主政者，待战事平息，清廷重建了大学堂，由吏部尚书张百熙主管，吴汝纶和辜鸿铭担任正副教习，严复和林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的总办和副总办。为了快速培养精通洋学的人才，大学堂设置了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和艺科，并把京师同文馆也并入了大学堂，于是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

此时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是速成科的仕学馆，这类似于现在的干部进修学院，打算让那些凭借背诵四书五经考中进士举人的京官大老爷们来这里进修，快速学习并掌握西洋文化，以便应对当时四面楚歌的国际局势。如同张百熙所说，“今值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学术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担当着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作用，它成为了清政府“挽回面子、改过自新、从头再来”的宣传词。然而“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少”，这群官老爷不吃这套，他们在私塾里坐了半辈子才考取的功名，没有理由学这些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的狗屁西洋文化。以至于原定招收500名大学生的计划，最终只完成了不到200人，并且这些所谓的大学生最终还没毕业。

曲折发展的名校

尽管如此，大学堂在经历过动乱之后，风气已有相当大的改观，这所成立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大学开始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二百余人举行集会，声讨长期占领我国东北的俄罗斯帝国，并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拒俄运动，有带头者发表爱国演说，草拟了《拒俄书》，推动全国人们以及清政府参与拒俄运动。

于是清廷开始考虑废除科举考试，以便断绝读书人通过八股文入仕的念想。1905科举制正式终结，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称赞这一行为“科举制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废藩。”在严复等人的努力下，京师大学堂终于在五年后步入正轨，摒弃了早期衙门式的沉疴顽疾，开办了分科大学，共设置了经济、法政、农工商等十几个学科，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已经颇具近代综合性大学的规模。

涅槃重生后的京师大学堂，不能再称之为太学的传承者了，也不能称之为清政府的办事衙门，她成为了一所备受全天下有志青年景仰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