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时代的大师伏尔泰，在晚年时，被卷入一系列的平民案件。他像一个法律工作者一样介入了调查，发现了这些冤案往往和古欧洲遗留的落后、宗教偏见、宗教迫害有关。他思索、清理了导致这些案件发生的人类弱点进，写出了《论容忍》等一系列论著，点出了古代社会的宗教褊狭以及人类的不宽容。
伏尔泰由实践而思想，在推动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他在一个迷茫中摸索着前进的社会里点出了关键：在人类从一向就自生自灭的古代社会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他指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必要性，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则要求多数的宽容。他被称为“欧洲的良心”。
而巴金，也被称作社会良心。巴金生活时候的中国，还是世界发展的边缘。巴金用文学细致深入地剖析了这样的“家”和社会、“家”和人、社会和人的关系。那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巨著。两百年前伏尔泰不仅是一个写着悲剧、史诗的文学大师，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大概，真正的文学大师，又可能不是思想家呢？巴金无疑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他和伏尔泰做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逐渐变革进步的社会中起到启蒙的作用。在那时，写出《家》、《春》、《秋》的文学大师的巴金，就已经是“社会良心”的象征，是中国的伏尔泰了。
但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巴金对社会的一句教导是如此重要，分量重到今天我们在悼念巴金的时候，可以一笔带过他成为大师的文学成就而再三强调他的这句话。那句话就是：我们要“讲真话”。巴金提倡“讲真话”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的2005年，这一提倡仍比他的文学成就更受到赞誉。这仿佛是给了巴金一种更高的评价，好像“文学大师”只是一个“专业人员”，“专业成就”一笔带过就可以，而“社会良心”才是升华后的道德形象，值得大书特书。
同样的情形是：我们似乎觉得，文学家依据自己的感觉写出作品影响读者；教师敬业地传授知识教育学生；律师认真为客户打官司维护普通人的权益，都不足以被称为“社会良心”，我们需要的是以特殊的呐喊方式影响社会的人。于是，在三十年前，巴金应我们社会的特殊需要，成为这样一个“社会良心”。
然而，巴金从文学大师到“社会良心”的身份转换，对他个人、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高度赞扬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错位，它的前提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晚年巴金比青年巴金更为伟大，而是社会本身的低层次错乱，基本人伦常识被淹没在高调之中。按照常识，在一个正常社会，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文学家努力于他的文学创作，把“讲真话”的教育工作，留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老师。在巴金去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深感惋惜：《家》、《春》、《秋》没有续集！《随想录》是历史的特定产物，与前面的文学巨著相比，无法等量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