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本书作者安妮特·拉鲁用10年时间，采访了88个不同背景的家庭，总结出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模式。

十年追踪观察，88个家庭，从中产到贫困不同背景，最后拉鲁和她的团队观察到两种教育模型：“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前者是中产家庭选择的教育模式，概括地说，就是那种高投入、强规划的教育模式；后者是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会实行的教育模式，也就是如非必要，父母不涉入孩子的玩耍与学习，相信孩子成长是TA自然发展的过程。

说得更直白一点，这两种模式，就是“富教育”和“穷教育”。

因为家长投入不同，孩子的童年呈现出不平等的分化。这点真的很像我们语境中“起跑线”的变体。

富教育的特征是父母通过教育传递他们的优势经验，穷教育的特征是父母在忙于生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经验可以传递给孩子。

也就是说，孩子真正的起跑线是父母的教育策略与资源。

教育的本质，说到底都是父母的人生复制。

相比美国，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可以当作参照系。

在中国，70、80后的童年应该是典型的“成就自然成长”，到了我们孩子这一代，“协作培养”刚刚兴起：中产家长渐渐发觉，在学术教育之外，还有好多家长在职场上看到的能力，是学校根本不教的，这便是初代中产家长的困惑与迷茫，课外加码一方面从能力补足开始，一边有点自我怀疑：这种占用了孩子业余时间，吞噬掉全家金钱和闲暇时间的培养方式，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强迫症？

相比之下，美国中产家庭已经经历了好几代这样的教育，不太为额外付出感到困惑。拉鲁的关注点也是直接跳开相对无差别的学校教育，探讨美国孩子的课外活动——

一种有组织化的，甚至是制度化的课外活动，正在成为中产家庭的标配。

什么叫制度化？简单来说，就是当普通家庭孩子毫无拘束、瞎玩着度过课余时间的时候，中产家庭已经用一张密不透风的时间表，安排好孩子的运动、合唱、舞蹈、话剧等等一系列活动。周密的起止时间，严格的Deadline，所有家庭计划全都为孩子的课外活动时间让步。

这就是美国中产家庭孩子的现状。虎妈蔡美儿在美国绝不是异类。

为什么课外活动如此重要？拉鲁说，因为课外活动实际上是中产家庭给孩子的就业前训练——“中产阶级孩子经常参加的活动，在组织风格上都复制了工作场所的关键方面”。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能力与优势？通过一些对中产家庭孩子的观察，拉鲁描绘了这样一些典型场景：

1

承担任务，不轻言放弃

体育项目中的法则，非常容易迁移到学习或生活的其他方面。中产家长会跟孩子说：人生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赛球是件苦差事，但你能哭着说踢不了吗？你只能更加努力。

2

团队合作

在比赛中，孩子从小就能懂得，如果你的队得分了，那这一分是属于全队的，如果对方得分了，那就是全队都有责任，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他们在在比赛中吸收了这个道理，未来也能坚守这个态度。

3

习惯用沟通解决问题

当孩子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通过体验产生了问题，家长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领着孩子一步一步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习惯与跟自己的上司和同事协商问题，而不是冲动爆发或默默忍受。

孩子们在这样场景中学到的道理，可以用于学习，还可以用于未来职场。这就是中产家长给孩子的“优势传输”。

中产家庭孩子从小经过这样课外活动的锻炼，他们会形成两种自信，第一种是应对成人世界的自信，第二种是对自己的自信。

无论是运动队还是舞蹈队，相比学校，更像是职场的变体，孩子有很多机会跟教练沟通，为自己争取机会或抗争某种安排，当孩子进入职场，TA已经很习惯公司组织和上司对他的态度，也能第一时间明白，应该如何在团队中承担任务。

第二点，因为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课外活动到底是更小规模的团体，孩子很容易建立自尊感和主人翁的感觉，这种自信会伴随孩子终生，帮助他们更勇敢接受挑战。

与此相反的，如果一直隔绝在成年人世界之外，孩子一脚踏入成人世界时，会显现出局促感与疏离感，这种不自信会让TA在职业生涯开始阶段错失很多机会。

这两种教育结果的分化，事实上也越来越成为我们开始注意到的现象。

从现实中的职场看，一边是见多识广的靠谱新人，在实习阶段就能成为公司的重要角色，一边是从来只埋头读书的菜鸟新人，几乎要花一年时间来解决自己的懵圈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两种现象归结于不同个体的性格差异，但《不平等的童年》给出了更一针见血的归因：因为组织化、制度化的早期训练，越来越多具有社会化才能的年轻人将被培养出来，更适应职场，更易于成功；而那些从小被放任跟随天性成长的孩子，或只关注学校学业的孩子，他们的童年可能会轻松容易一点，但未来可能会更难。

中产父母的代价：

更好的教育一定不是“快乐”教育

不同的教育投入，造就不同的教育结果，这当中有某种固化的基底，比如中产家庭有经济实力做更多教育选择，贫困家庭可能实在拿不出2美元的活动费用，但在极端富有与极端贫穷之间，教育的不平等更多是投入意愿的差别。

《不平等的童年》中着墨最多的，其实是中产家庭在孩子教育中的付出，拉鲁称之为中产教育“代价”的部分：

首先是高额费用。拉鲁调研的这些家庭，每年都会常规性花上成百上千美元来增益孩子的各种活动。家长也会有那种钱不够花的感觉，但中产家庭一般不跟孩子谈金钱的缺乏，只谈时间不够。相反，贫困家庭会更多向孩子抱怨“没钱”。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心力交瘁。下班之后围着孩子转的时间表无论是对美国家长还是对中国家长来说，都是巨大付出，在拉鲁深度观察的家庭中，有为了不错过孩子晚上的活动，在凌晨4点赶飞机出差的妈妈，有把孩子送到足球赛场上睡倒在观众席的爸爸，以及为了照顾三个孩子，被迫选择全职的高管妈妈。

拉鲁说，中产家庭的教育的确能调动更多资源优势，但这种优势不是没有代价的，闲暇时间被吞噬，生活节奏如同“狂暴的旋风”，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部分。

“家长疲于奔命，孩子筋疲力尽”，几乎是协作培养的必然状态。从来没有什么轻松过关的快乐教育，对孩子来说没有，对家长来说，也没有。

美国有美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现状，但中国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加码校外，加码在“课外活动”这样一个需要家长自主设计的部分，看起来已经是一个无需挣扎的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