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年龄不大，喜欢留个小光头，却略微显老。从我记事起，他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田间地头是他的办公场所，铁锨锄头是他的笔墨，每年的收成是他的作品。他是不是上过学我倒不是很清楚，也不曾问过。但不管怎样，在我们村子里，村民大都认为他是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文化人。
村民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足为奇，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
那个年代，还是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期，农村还是大集体的管理模式，那时的乡镇被称为公社，行政村被称为大队，村民小组被叫着生产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是农村基本的权力组织架构。生产队权力不小，大包大揽，啥事都管，村子里那个古老大树上挂着的老钟，每天沉闷而有规律地被敲响，村民们总是忙忙碌碌，一起种地，一起施肥，一起收庄稼，但是一年忙到头，却挣不了几个工分，更分不到多少钱，有时甚至还要向队里倒贴。
那时，爸爸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兼出纳，算是队里具有丁点权力的三驾马车之一，另外两个是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每年夏季地里的麦子和秋季田间的玉米收完以后，是他最忙禄的时候，他的办公用具很简单，就是随身携带的算盘、揣在兜里的账本和一只能吸墨水的老式钢笔。他要核算该向国家交多少公购粮，剩余的粮食要按多少比例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年底的时候，要统计全年每个劳力的公分，还要进行全队的年终决算，这些工作主要也是由他来负责完成的。
每次看着麦场里一堆一堆的麦子、玉米，甚至是红薯、土豆，我作为当时的小不点，常常心里打怵，究竟给哪一家分多少呢?要不要把所有的粮食或作物都要称一下，掌握一下总数量，然后算算每人每家可以分多少呢？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工作量就会相当大，好多人就得不停的装秤卸秤，该要反反复复多少次呢？从早干到晚，可能也是分不完的。
可是我爸爸他却没有这么做，只见他围着粮食堆，迈着大步子走了一圈，顺便眼睛瞄了瞄那一堆东西的高度，然后就蹲了下来，手指熟练地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打了几下，就非常自信地吩咐其他人开始干活，逐户称重分配粮食。每轮到一家，他的手指在算盘上很快地拨拉一下，嘴里给称重的人报一个数，其他人就按这个数逐个地称重分发，有条不紊。分完了最后一户，你会惊奇地发现粮食或作物几乎所剩无几，悉数被村民领走，大家都对他能估计的这么准确，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时生产队里有个饲养室，在村头最显眼的位置，就在麦场的东头，村子主干道尽头的高台上，它有十几间大瓦房，一个挺大的院子，里边饲养着几十头牛，这是当时队里生产劳动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是队里在物力财力方面必须优先保证的关键部位，它关系着村民的收成和生计，是万万不能出问题的地方。
饲养室里配备了专职的饲养员，他全权负责这些饲养室的日常管理和牲畜的喂养。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饲养员是个个头不高，宽脸，能说会道，非常精明的人。饲养室里的饲料是消耗数量最多的物资，也是队里重点管控的内容。他是和我爸打交道最多的人，隔三差五到我家里来坐坐，唠唠这个，说说那个，每次聊到最后，都必然说到我爸给他拨的牛饲料经费太少，根本不够用，希望能给他再增加一些，否则牛要被饿死了等等，听得我耳朵要出茧子了。
其实他说的根本不是很准确，当时市场上饲料的价格有多高，每头牛一天能吃多少饲料，我爸都经过了仔细地调查走访，心里非常有数，每年列支的饲养经费应该是绰绰有余。最开始时，爸爸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也会适当增加了一些预算，但队里的资金是很紧张的，不可能每次都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俩每天总是和和气气开始，吵吵闹闹收场，好在他们都是在为队里做事，也都是就事论事，也都是矛盾不往心里去的人，话说开了，只好相互退让，关系到还处的不赖。
但是，我爸面对的是全队的人，做的工作也是和村民最有利益相关的事情，他终究还是得罪了不知什么人。有人对他怀恨在心，但又没有任何沟通，到处散布我爸的谣言，说他的会计账目混乱，甚至添油加醋，说他有贪污行为，甚至匿名告到了县里，一时搞得满村子风言风语，谣言四起，很多人等着看我爸的笑话。
果然不久有一天，县里突然派来了调查组，当天要求我爸把队里所有的账目带到镇上接受检查，我爸啥话也没说，把自己的几摞账本往兜里一装，自行车子一骑，就急急忙忙去了镇上。看到这阵势，我妈在家里心神不宁，急得团团转，在地里干活也没有心思，就只好在家里等消息。可前后不到三个小时，我爸就回来了，神清气爽，满脸轻松，说人家的审查结论是账目分类清晰，收支明确，票据齐全，账目清楚，不存在任何贪污问题，还了他一个清白。
从此以后，那个贪污的事就烟消云散，他的工作又恢复了日常的模样。他的会计和出纳职务，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生产责任制全面铺开的时候。
爸爸的性格内向，平常话语不多，不爱巴结人，更不爱求人。在那个年代大队的村书记，一言九鼎，权力很大，是谁也不敢得罪的。无论是工厂招工，入伍当兵，还是上大学推荐学生，都是他说了算。
我们家孩子多，眼看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兵，有的成了工农兵大学生，而我的哥哥们却没有一个能得到这样的好事 ，我妈急得不得了，整天和爸爸吵架，说她亲眼看见人家男人都在帮书记家干活，有的还给书记提烟送酒，你倒好，见人家理都不理。不管母亲怎么说怎么骂，他始终我行我素，不卑不亢，惹得全家对他都有意见，不愿理他。
我家里虽然很穷，但爸爸对我的教育却很重视。在我们很小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记忆农历二十四节气，他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小寒大寒，变成了抑扬顿坐的顺口溜，好记难忘，至今我都背的滚瓜烂熟。二三年级时，他也手把手给我们教过打算盘，当时我把珠算口诀记的很熟，已经打的非常熟练，不过现在也忘的差不多了。
爸爸对有知识的人是非常尊敬的，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刚好是我们村的，每年大年初一那一天，我爸都会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和他一起坐在热炕上聊天，备上酒菜和好烟 ，边吃边聊，打听我的学习情况，感谢他对我的培养，希望他在学习上对我多多关照。从小学到初中，这位老师始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爸的努力应该是功不可没。
虽然我爸好像很重视我的教育，但有一点事让我对他的真心有所怀疑，甚至很长时间对他有点耿耿于怀，觉得他口是心非，行为怪异，不可理喻。
在每年开学的时候，不仅是我最痛苦的时候，而且也是我最恨我爸的时候。在开学的前一天，我就反复给他提醒，明天要开学了，得把学费给我，他却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说给还是不给，搞得很神秘，他那沉着冷静的样子，让我感到实在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一大早，人家若无其事的上地干活去了，没拿到学费，把我急得在家里团团转，像个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等到中午，他从地里回来了，我以为可以拿到学费了，可人家端上大老碗，巴拉巴拉几口饭一吃，拿着劳动工具又走了，全然不顾我那愤怒而铁青的脸色，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学校已经正式上课了，无奈我只好硬撑着脸皮去学校，尽量躲避班主任不耐烦的眼光，因为别的孩子学费都已经交了，就剩我一个了，不出所料，被班主任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直到开学后的第五天晚上，我都对他不抱希望了，准备向舅舅求助的时候，他才抠抠嗖嗖的从炕上的竹席底下拿出五元钱递给了我，算是让我不再遭受同学们的嘲笑、班主任的白眼和奚落。
直到多年后，在我上初二时，经我多次询问，他才说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原来他想让我体会钱来之不易，学习机会十分难得，声称轻易得到的东西，不容得到珍视，让我理解他当时的一片苦心。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他那种做法有没有效果，反正他就那么做了。这不，在我的小孩小的时候，我也曾试图用用他的那一套办法，看看现在的孩子对此做法有啥反应，可毕竟时空背景早已不同了，结果是一点用也没有。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上初二的下半年，我的农民老爸因病不治，英年早逝，时年不到五十岁，至此，他的影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为了纪念他，我曾多次提起笔，无奈工作忙碌，未能如愿，今天终于下了决心，仓促成文，也算了结了我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