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性”挣扎因此成为政治、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核心问题、甚至惟一问题。
真正的情深，倒是纯然的忘我，因此，近“仁”即“慈悲”。值得一提的是，易顺鼎差点殉身的亡母陈氏，逝后还不断以乩仙的身份留诗人间——易氏家族迷恋扶乩的事迹相当著名，参见陈松青《易氏一家的乩笔诗》。不妨说这也是同样深陷此道的易顺鼎得名“仙童”的原因之一。易母诗中有一首即直言“情—性”关系：
我生防情如防水，一朝有溃即千里。
我生守性如守城，中夜贼来心不惊。
以是持身身寡尤，以是待人人皆诚。
周旋进退六十年，质之白水差可盟。
（《倚霞宫笔录》卷一，癸巳十月二十七日）
让人略感诧异的是，易顺鼎诗词创作的下坡路似乎就是母亲去世之后开始的。这是否跟他远离了母亲此种严苛的道德约束有关？所谓“溺于绮语，不能出，绮障日深”（钱基博语）。那备受王闿运责备的《哭庵传》即作于母亲去世之年。而易母殁后至于赢得士林公挽之曰“天下圣母，女中圣人”（参阅王森然《易顺鼎先评传》），其生前贤声可知。
易顺鼎生平多“淫词艳句”，晚年题赠伶人更多下流恶俗之作，冒广生所谓“实甫近日诗词，多堕恶道，要其聪明绝世，当筵倚马，则固万人敌也”（氏著《小三吾亭词话》），樊增祥干脆说他“年事愈长，文字愈下”。《八声甘州·六忆词》是其“淫艳”代表作之一，却不妨一录：
忆来时、提着金缕鞋，刬袜下香阶。似流云吐出，一轮华月，光照楼台。浑把春风带到，沿路牡丹开。香自伊怀里，暗扑侬怀。底事佩声又远，早知人性急，故要迟回。甚工夫未破，犹待小鬟催。肯相怜、停辛伫苦，为惊鸿，费尽魏王才。还只怕、空言少据，定所难猜。
忆坐时、端正不夭斜，故意迟些许。但焚香扫地，莫思闲事，误了年华。侬学善才童子，甘拜九莲花。才把双钩捻，晕起微霞。朋比薰炉妒何意，任海棠红绽，懒去看他。怕起来时，略略有些麻。记凭肩、吹笙花底，故嗔人、压损画裙纱。方锦褥、镇常亲近，软玉无暇。
忆食时、初竟晓梅妆，对面饱端详。是天生两口，甜恩苦怨，总要同尝。还把檀郎二字，细嚼当槟榔。漱水休倾却，中有脂香。闻道别来餐减，只相思一味，当作家常，想瓠犀微露，剔着尽思量。恁桃花、煮成红粥，早拼他、心里葬春光。侬只梦、胡麻饭否，不梦黄粱。忆眠时、凤帐掩娇颦，脸印枕痕新。任金钗压扁，罗衫摺蹙，休唤真真。只恐和人和梦，都化作梨云。梦里何滋味，犹咽香津。那日回廊中酒，有猩红万点，铺做重茵，被檀奴欺负，偷解茜纱裙。甚东风、相扶不起，被春愁、困了柳腰身。凭仗着、三生恩眷，消受横陈。
忆立时、初出绣帏中，偏爱画阑东。正伤春人独，落花微雨，归燕帘栊。添个小鬟扶着，高下四眉峰。遮却湘裙半，一树嫣红。曾似羽林夜约，累卿卿久待，酸透双弓。斗腰支谁俊，私语更喁喁。愿天怜、比肩人瘦，把双魂、吹化海棠风。还记否、柳绵缭乱，蓦地相逢。
忆去时、红浪涨衾窝，一半泪痕多。把兰心玉体，通宵赠遍，重赠秋波。指点画楼珠箔，明日是星河。留着飞龙骨，甘为伊拖。若道梦中遇也，却分明换得，凤帕香罗。便生涯是梦，梦肯再来么。送春归、一天花雨，问何人、禅榻伴维摩。从此后，凄年苦夜、细细消磨。
如此“檀郎”，福也祸也？设若更有读者痴过易君，以为此种痴缠能够疗救人生，正是着魔不浅。
此词不惧污人眼目择录于此，正为其“痴”得让人痛。词人根性中还真有一分憨，所谓“一生崇拜只佳人，不必佳人于我厚”（《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却因此陷入了“迷”。可惜可怜如此华丽美才轻抛却，痴痴守候一颗根本没有可能的空花幻果，“天生才子供何用，点缀群花足解嘲”（高旭赠易顺鼎诗），若说“饿夫梦饭”饮鸩止渴，易顺鼎可算做到极致——他本就有几分走极端性格。例如他的苦孝灭性，不仅母丧“涕泪如膏”，1906年父亲去世，四十九岁的易顺鼎同样“苫块积苦风湿，病绝复生”。
而且，眼尖的读者必能明白，易顺鼎的“六忆”实出于虚构，倘若生活中真有如此完美的“艳遇”，他就不会继续絮叨了，犹如他笔下暮年多少与坤伶的“目成”都是一厢情愿。“恩重能教性命轻，节危转见神明定。不得红颜一死来，英雄万古都无主”（易著《田将军妾张氏殉夫诗》），此人实在倒是个理想主义者。
这才是其才华与性情真可怜人处！
这才情与痴憨并观，总能让慧冶独具的局外人生出心疼：都道梅兰芳能够于艺苑声名鹊起，跟易顺鼎《万古愁曲》之极力揄扬有关，而“梅深感之，病中馈珍药。既殁，致重赙，哭祭极哀”、因此被称为易之“晚遇”——也许正为同敏于情，梅兰芳还是懂得易顺鼎“无行”可恨背后还有一丝丝真诚与厚道：“情及倡优”（王闿运语）固有滥情嫌疑，却也保证了并非流于把玩——这甚至也是二晏父子情词的根本差异。易顺鼎的确不会也不擅玩世，他真正玩弄的只是越来越面目模糊的自己，所谓“名士一文值钱少，古人五十盖棺多”（易著《买醉津门雪中》），因此可憎可笑之外，骨子里更有可伤可悲。
王森然同样懂他“字里行间情深一往”，于是体谅他“民国以来，以满腔幽愤，一寄之於金樽檀板之间，舞衫歌扇，到处留情”，所谓“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识者，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眼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但“奢淫骄妄，肆无忌惮”种种浅薄处也并不讳言，终究对此“民初狂士”兼为“近代杰才”者不忍厚非。因此，尽管“名士画饼”（岑春煊弹劾易顺鼎语）作为易氏“一生最著之典”并非全为污蔑，1896年援台不成他毕竟留下了《四魂集》，“痛哭珠崖原汉地，大呼仓葛本王人”（《寓台咏怀》）、“但使天留人种在，珠崖还作汉神州”（《津舟感怀》）、“两河忠义旌旗在，万福威名草木知”（《台舟感怀》）……作为诗人，他血性饱满。因此，多少有几分“道学家”面目（所谓“新宋学”）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议论易顺鼎，并无道及痒处、痛处，失于粗枝大叶了。
1896年，从台湾、厦门“抗战”铩羽归来的易顺鼎还在书写《江上看花歌》，“三十余年看春水，东风吹人人老矣。但愿花开我先死，但愿死便葬花底”。“作者行年三十九，尚不忘少年才子语耶”？与易情谊匪浅的陈三立对《衡岳集》的批评是中肯的。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廿六日《湘绮楼日记》尝载“得易仙童书，纯乎贾宝玉议论”，是年易已四十二岁。这“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长益美丽自喜”的“仙童”据说年甫六十犹自偷学少年，不肯留须且时时“以粉涂面”，至于樊增祥调侃以“极知老女添妆苦，始信英雄本色难”。“庐山以后之诗，大抵才过其情，藻丰于意”（樊增祥《书〈广诗后〉》），此类滥情乃至矫情，实则源于一种相当丑陋的自我炫耀。易顺鼎的受业恩师张之洞，同样论其庐山诗录道是“神龙金翅，光彩飞腾”、“作者才思学力无不沛然有余，紧要诀义，惟在‘割爱’二字。若肯割爱，二十年后海内言诗者，不复道着他人矣”。一代名臣风雅主持，见谛至此，名不虚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