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朝廷奉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诚然，“无为而治”是适应时代需求的积极选择。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也埋没了不少才华横溢的能臣。他们极其富有预见性，洞察到汉帝国隐藏的种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可惜，因为时代的局限，这些人难以展翅高飞，不得不抱恨而终。
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非贾谊莫属。
01
英年早逝的天才
贾谊，举世公认的天才，无论是辞赋文章还是治国理政，都可评为天下第一。
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已经得到了汉文帝的重用。为政期间，屡屡上书针砭时弊，提出了各项改革措施。汉文帝却总是觉得时机不合，终不予采纳。后因得罪朝中权贵，先后被贬去长沙国和梁国。这一段经历，使得贾谊对汉王朝的种种弊端，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位于长沙的贾谊故居
他的目光变得高远，思想更加成熟，并写下了著名的《治安策》，对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规划。然而，种种富有创造性的改革措施，终究埋没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32岁的贾谊，郁郁而终。
唐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经慨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而另一位诗人李商隐则直接批评汉文帝：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位才华横溢的贤臣，只能怪自己生错了时代。直到汉武帝时，他的种种理论和措施，才开始熠熠生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国策。汉武帝用之，成就了千古美名；汉王朝用之，奠定了百年基业。
02
“推恩令”的真正起源
汉朝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各地分封的诸侯王逐渐对中央形成了巨大威胁，并在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而这个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才得到真正的解决。
司马迁《史记》记载：
主父偃说上（武帝——引者）曰：“……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
而班固《汉书》更是直言：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将诸侯王封地不
可见，主流史书将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功劳，基本安在了主父偃的头上。然而，早在贾谊给汉文帝上的《治安策》里，就已经关注到诸侯王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该方案与“推恩令”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在当时没有得到重视而已。
《治安策》在开头，便用极长的篇幅，说明了诸侯王必反的道理。不但异姓王会反，同姓王也会反，就连亲兄弟都会反。现在之所以不反，只是因为大诸侯国的王还比较年幼，中央派去的丞相依然握有实权。而如果一直不采取措施，情形就会发生变化：
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治安策》
事实证明，贾谊的预言完全正确，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诸侯王的叛乱从未停止。而这些叛乱有一个普遍规律：强者先反，弱者不反。因此贾谊认为，要想杜绝诸侯王的叛乱，最有效的方法是削弱其国力：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治安策》
这种方式，一方面不至于激发矛盾；另一方面，可以拉拢诸侯王的子孙，从内部瓦解诸侯王的势力，可谓釜底抽薪。贾谊将这一条作为《治安策》的开篇之策，其用意是告诉汉文帝，削弱诸侯王势力是“当务之急”，必须立即着手去做。
然而，汉文帝本着“宽仁”之心，将贾谊的策略当做耳旁风。
在我看来，所谓“时机不成熟”，更多只是一个借口。贸然“削藩”固然不合适，但“广建诸侯”，却必然得到诸侯王子孙的支持，有利无害。汉文帝之所以不肯这么做，可能是因为目光不够长远，也可能只是“怠政“，通俗一点，就是懒。
然而，身为皇帝如果“不作为”，必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隐患。倘若汉文帝能够采取贾谊提出的建议，可能就不会发生“七国之乱”了。所幸，数十年后的主父偃读到了贾谊的文章，再次向汉武帝提出了”广建诸侯“的建议，也算为时不晚。
03
重“礼治”，轻“刑罚”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治”社会，这种思想可追溯到西周时期，但真正在大一统的格局中推广开来，是在西汉。而西汉最早论述“礼治”与“法治”的，便是贾谊。
《治安策》说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痛哭者”指的是诸侯王的问题，“流涕者”指的是匈奴的问题，而“长太息”的六件事，几乎都和尊卑礼制有关。
秦的强大，根源在于商鞅变法；而秦的速亡，根源亦在商鞅。贾谊写道：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整个社会变得极为功利，连父母和兄弟也要处处算计、提防，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竞争和冷漠。的确，秦人用这一套统一了中国，但很快，“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这就是废弃礼制的恶果。
到了西汉，统治者仍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社会缺乏严格的尊卑秩序，乱象丛生，而对于一些不法行为，还是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贾谊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他关于“礼”和“法”的一番论述，可谓鞭辟入里：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这些理论，先贤孔子早就已经提出，但长久以来都被忽视。到了秦朝，更是被统治者嗤之以鼻。西汉初年崇尚“黄老之学”，对这些繁文缛节同样不感冒。试想，贾谊在那个时代能够说出这些话，是多么惊世骇俗、富有预见性啊？毫不夸张地说，自秦国崛起以来的百年间，仅此一人而已。
站在后人的角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贾谊的这番理论不但影响了汉王朝，而且深深扎根在此后历代王朝的治理体系之中。
04
重农抑商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河文明来说，农业是立国之本。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在治国理论中，都是提倡重农抑商的。秦国商鞅变法，最主要的几条，便是“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农桑”。秦国以此横行天下，兼并六国。
然而到了西汉，在“黄老之学”的影响下，“重农抑商”的政策有所废弛。政府对于百姓，基本上是放任自流、甚至不管不顾的。这种措施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使得整个社会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缺乏管制也造成了一些乱象：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商贾横行、百姓舍本逐末，甚至变得游手好闲。
贾谊《论积贮疏》里描绘道：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人性本就是“好逸恶劳”的，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劳筋动骨，而且很难发家致富。若能够选择，我想大部分人都愿意去“做买卖”，虽然获利不如农业稳定，风险也很高，但毕竟发展空间很大。因此，倘若一个政权不重视农业生产，整个社会很快就会失控。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人种地，粮食不够吃，一旦遇到大灾大难，便会饿殍遍野，无可赈济；更深一层的后果，便会造成国力空虚、军队瘫痪，倘若外敌入侵，国家便随时覆亡。
种种隐患，在汉文帝时已经初现苗头，只不过还未成气候而已。若此时给予修正，只需要付出极小的代价就能成功。因此贾谊建议：
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论积贮疏》
然而，汉文帝依然对此不加重视。后来果然发生了灾荒，汉文帝才下诏，令百官商议此事。在诏书中，文帝竟然说道：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不明白哪里错了)——《文帝议佐百姓诏》
诏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原因，其中涉及到很多“祭祀鬼神”的问题，最后也提到了贾谊所说的百姓“舍本逐末”的现象。但文帝只知列举，却不知道哪一条是关键原因，只是要群臣商议，给他一个答案。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多少有些不负责任。
农业为立国之本
其实，贾谊给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无非是多种地、广积粮而已。首先，得保证百姓都有地可种；然后，保证有足够的人去种地；最后，保证多余的粮食能够得到很好的储存。有这三条，就不害怕灾荒。
很浅显的道理，却很难做到。直到汉武帝时，才真正开始打击富商大贾，重农抑商，为此汉王朝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05
结语
贾谊一生的政论文章有很多，可以说涉及到了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治安策》与《论积贮疏》。而两篇文章中最有影响力的内容，我认为便是以上三点。并非说其他内容没有价值，只是碍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在阅读贾谊的文章时，我常常会感叹：倘若此人生在汉武帝的时代，或许将成长为不亚于姜子牙、诸葛亮一样的人物，可以凭一己之力影响历史进程。届时，同时代的人都将黯然失色。
遗憾之余，也为贾谊感到幸运。毕竟，他的文章和思想，都很好地流传下来，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仅凭三十余年的生命，就可以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这样的一生也足够饱满和有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