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代的人往往容易寂寞，他所生活的时代难觅知音，只能从过往的历史中找寻，或者，把自己交给未来，等待后人pick 自己。
贾谊选择了第一种方式。他为自己觅得的知音是屈原。贾谊呱呱坠地时，屈原已经离世78年。尽管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景，但二人无论从才华、气质、命途经历等方面看，都有很强的相似性，都才高气盛，都遭人进馋，都因忠被贬。这也难怪别具慧眼的司马迁写《史记》时把他俩合在了一起。
公元前176年，23岁的贾谊被贬长沙，路过湘江，触景伤怀，想起了神交已久的屈原，于是提笔作赋。是为《吊屈原赋》，名为吊屈原，实为哀自己。文章首先对屈原时代颠倒的世风（当然也包括贾谊所处的时代）发了一通牢骚：“唉！唉！遭逢的时代不好啊！……屈原你无端遇祸，就好比是抛弃了周鼎，而把瓦盆当成了宝物啊；乘坐、驾驶疲牛，使跛驴作骖，反让骏马吃力地去拖盐车啊！帽冠低居在下，鞋履反高高在上；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是不会长久的。慨叹先生你真不幸啊，竟遭遇到这样的祸难！”（呜呼哀哉！逢时不祥！……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写到结尾，贾谊忍不住小小埋怨了屈原一下：“你这么有才，为什么不跳槽到其他国家去呀，何必单恋楚王一枝花？”（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这显然是后人视角的气话。可能贾谊心里也明白，故园情深的屈原，为楚国的兴亡操碎了心，虽九死而不悔，怎肯轻易弃国而去呢？
后来，贾谊在长沙做了三年太傅，寂寥的心绪没能消解，反而更重了。一天，一只鵩鸟飞进他的房间。看到这只长得像猫头鹰，被视为不祥之鸟的鵩鸟，贾谊不禁产生了不好的联想，认为自己命将不长，于是又写了篇《鵩鸟赋》，借鵩鸟之口安慰自己：“人生啊，就好像木头漂浮于水面上，暗流来了就被冲着跑一跑，碰到小洲就停下来歇歇脚；没什么好较真的，不如把这身皮囊完全托付给命运，不能太贪爱而当成私物。活着就像木头随波逐流吧，死了权当作休憩长眠了。”（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这些话，表面上看，是轻死生的旷达之语，实际上，反衬出贾谊此时的心境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悲凉的地步。
一只鵩鸟飞进房间，就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情绪起伏，那么五年后自己的学生、汉文帝最喜爱的儿子梁怀王刘揖的坠马而亡，对于贾谊来说，不亚于一场山崩海啸。贾谊满腔才华不能报效朝廷，只好倾注到对刘揖的培养上。然而随着刘揖的意外离世，贾谊最后一点理想又破灭了。此后不到一年，活在无尽自责中的贾谊抑郁而终。很多人为他感到不值，毛泽东就说：“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其实，这就像贾谊说屈原一样，也是后人视角。身处其境的贾谊，没有办法不忧伤。是啊，叫他如何不忧伤？贾谊，一个不世出的英才，所处的并非乱世，所遇的也并非昏君。为何就没有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机会呢？贾谊难免会跟屈原比较，我辅佐的君王可是开创“文景之治”的一代明主汉文帝，岂不比你屈原的王——那个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的楚怀王好上千倍百倍？但为何我的境遇比你屈原也好不到哪儿去呢？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有才之人如何为世所容的问题。一人之才能，与当世的需要相匹配，恰好又有识才用才的伯乐，那么将会在当世大放异彩；一人之才能，或低于或高于当世所需，即使有识才用才的伯乐，也难以发挥很大作用。贾谊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才能和见识超越了时代。贾谊之才，不仅仅体现在像《吊屈原赋》《鵩鸟赋》这种文学上的成就，更多的、更核心的部分体现在他经世致用的治国才能上，尤其是对当时历史趋势和社会形势的敏锐判断上。“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在《治安策》中，贾谊深入分析了当时西汉社会存在的几种突出的社会矛盾。其中，危害程度最大的（可为痛哭者）是尾大不掉的诸侯国问题。然而，这一事关朝廷兴废的重大隐忧，在汉文帝时还只是轻微的端倪，所以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唯独贾谊嗅到了危险的苗头，并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策略（堪称汉武帝“推恩令”政策的理论源头）。可惜，贾谊这一主张超越了时代，当世无人响应。后来，还是晁错、主父偃等人继承并发展了贾谊的思想，协助景帝、武帝有效解决了由来已久的诸侯国问题。贾谊的远见卓识，终于为世人所知、所纳、所崇。八百多年后的一个秋天，在距离长沙344公里的滕王阁上，一位名叫王勃的年轻诗人唱诗作序时，想起了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贾谊，于是提笔写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一句“非无圣主”，一句“岂乏明时？”，道破了贾谊一生的辛酸。如果他泉下有知，说不定会对这位有着相似境遇的小兄弟露出苦涩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