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早晨很是明朗，云层散去，露出外面湛蓝，额，紫色，不，纯白色的天空。几只飞鸟飞上天空，却未曾扇动哪怕一下翅膀。远处的城市是绿色的，路边的树木是深蓝色的，学校门口的铁门则是橙色的。这些都是“打击”的杰作。
学校门是出不去了。出了不到一个街区便只有死的份儿。有时候，天上会有轰炸机掠过。每当这时，学生们就会拥到窗边看。不过，机载AI只会命令飞机按照航路行进，不会有人按下投弹按钮的。几个月前，一支军队撤到了学校里（现在大都在紧接着的防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带来了战事的新消息：侦查卫星上的生命检测仪检测不到生命了，除了这个地方。他们于是尽全力赶来这里守卫最后的人类同胞。他们给我看了卫星图像，除了这里的光点外再无一个生命活动。
多亏了他们留下的武器，令我们活到了现在。
这个月里，指挥师生外的时间中，我一直盯着军队留下的生命检测仪，一直没有我们以外的光点出现，就连AI检测仪也只能指出轰炸机上的几个AI光点。AI好啊，它们不会绝望，不会向命运妥协，还可以设置得风趣幽默，爱说荤段子，像之前的那个流浪者一样。
下雪了。雪是淡橙色的，也许没有危险。
“校长爷爷？”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出现在门口，“我们能出去玩吗？”
我思索了一下。
“爷爷先去看一看，好吗？”我把钢笔别在领口，去拿拐杖。我的腿伤还没好。
“好耶好耶！”小女孩欢呼道。
片刻之后，我和小女孩来到了楼下。我谨慎地走到门口，伸出拐杖尖到门外。一片雪花落在了拐杖尖上，拐杖没有变色，依然是那根褪了色的竹竿。看着那片雪花令我有点烦躁，但我还是死死盯住了它。
拐杖依然是拐杖。
“孩子们，出来吧！”我高呼。
小女孩一溜烟地跑去报信。很快，楼道里就久违的挤满了孩子们。我随着人流走到楼外，坐在了一棵大树下（也许是最后一棵木头色的树了，并且已经变得枯黄，树叶也掉光了）。
听到响动，保安老刘也蹭出来了。他伤的比我还重，我以为他不会再出来了。传达室里现在驻扎着数学老师——体育老师也在之前的防御中牺牲了。
“校长啊，没想到咱们还能再看一场雪。”
“上一次没被污染的雪，恐怕得在去年了。下次又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还会有下次吗？”
我沉默了。和老刘聊天令我感到有些头痛。我看了他一眼，不禁吃了一惊：他的伤口已经变成了浅绿色，浅灰色。
“校长啊，我先回去了。”
老刘艰难地站起，躲开学生可能会经过的地方，向远处走去，隐没在了那片怪诞的色彩里。
我别过头不去看老刘。我看向了操场上的学生们。
操场上一片欢腾。一些学生在堆雪人，他们将铅笔插在雪球上充当鼻子，橙黄色的雪球像极了从前的橙子味冰沙；有的学生在打雪仗，淡淡的桔黄在他们的脸上身上炸开；远处的围墙边，几个学生扶正了那“明天会更好”的手写横幅，上面还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大家共用一支笔轮流签名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我们一直到了晚上才完成了这项任务。
刚刚那个小女孩也在操场边。她正画着一幅画，她的朋友们则围在旁边，或欣赏，或提建议。她们用的水彩笔不是很好用，因为那是去年去超市“秋游”拿来的，已经用了很久了。
我拄了拐杖，踱回了教学楼。
我走到一间被紧紧锁好的教室门前，拿出钥匙打开了门。
教室里的桌椅讲台早已被清了出去，只剩一把椅子。教室里面摆了些箱子。我挨个打开看了一遍，又仔细地关上。我找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
我坐了下来，掏出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是用课本改的——然后取下领口别的钢笔，郑重其事地把上面“4”的钢笔字划掉，改成了“3”。
小女孩画完了画。她顺着破裂的伤口滴落的血迹找到了我。我正靠在椅子背上，手中还握着钢笔。
“校长爷爷，这是我们画的，好看吗？”她又怯生生地把一幅稚拙的画作给我看，画里是一群学生在打雪仗，头顶是蓝的天，脚下是白的雪。
我撑起身子，“真好看，爷爷给你题个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