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是企业家蒲爱民人生中最后一个执念。而当珠峰之行叠加了疫情，事情由此富于戏剧性。他历尽煎熬登顶，却在迟迟不能回国的归途中几近崩溃。
最终，他的珠峰行程历时196天，飞行35000公里，这可能是珠峰攀登史上用时最长的纪录。
因为执念而出发，因为对家人的牵绊而用尽全力活着回来。最终，活着，但回来却用了4个月。
生活啊，就是一场永远与不确定性并肩同行的旅途。
4月12日，蒲爱民从深圳出发，从重庆飞抵海拔1400米的尼泊尔加德满都，再乘小飞机飞到2800米海拔的卢卡拉，沿着著名的徒步EBC线走了12天，到达海拔5500米的珠峰大本营。
这个过程中，蒲爱民几乎没有高反，感觉很轻松，“一路玩下来的。”
而在这次珠峰行程之前，蒲爱民用了5年的时间去准备。包括跑步训练2万公里，爬山训练累计爬升60多万米，相当于70个珠峰，体能训练600多个小时，先后登顶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哈巴雪山，海拔6000多米的玉珠峰和海拔7500米的慕士塔格峰。
登顶珠峰，可以认为是对自我的挑战、对自然的征服，可以有很多充满逼格的定语来修饰这件事情。但对于登山者蒲爱民来说，在通往8848.86米海拔的路上，他曾经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头衔都不复存在，他更重要的准备，是准备自己回不来。
或者说，做回不来的准备，再去全力以赴让自己回来。
4月初，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同学们为蒲爱民践行，席间打出标语：预祝蒲爱民攀登珠峰成功。觥筹交错之间，蒲爱民脸上微笑着，但心中想得是：“这可能是我和同学们最后一次聚会。”
而最终经历了无数次想要放弃却依然坚持到最后，蒲爱民觉得，这和他人生的三大梦想有关——上珠峰，读北大，走世界。
后面两个梦想已经完成，就读于北大汇丰商学院，已经去过几十个国家，而且，还曾经用跑步的方式，7天在地球7大洲跑完了7个马拉松。
最难实现的梦想，蒲爱民把它放到最后。对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他而言，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执念。
蒲爱民找到了很多有过珠峰攀登经验的前辈、队友、领队包括夏尔巴向导，向他们请教，了解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对策略。这些人里，包括王石、郁亮、曹峻，包括无腿登顶者夏伯渝。
“最终证明，他们的经验对我成功登顶起了很大作用。”郁亮告诉他的是一个字：熬。坚持就是熬，最后熬到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就上去了。
在珠峰大本营等待登顶好天气期间，登山者都要进行必须的训练项目，攀冰和走梯。
梯子平铺在地面上，没有危险，轻轻松松就走过去了。一些队员走几次之后就去休息，而蒲爱民坚持在梯子上来来回回走了3个小时。到后来，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平铺在地面上的梯子走过去是没有难度的，但这样的梯子就架在出大本营之后的第一道关卡——昆布冰川。高度近1000米，无法绕行，这里有无数的冰裂缝，随时都在变化形状，每天都会发生冰崩，30%的遇难者葬身于此。
“我就要知道，怎样降低通过昆布冰川时出事的概率。一是快，二是晚上经过，三是挂绳子，一路都有绳子保障安全。”但绳子也有绳子的问题，绳子几十米一节，每过一个节点，都要把挂钩取下来，再挂另一节上去，这很麻烦，消耗力气，有人就想为了省力气就不挂了。“但我就是再麻烦也要挂，它可以降低出事故的概率。只要你挂着绳子，就算你踩空掉下去，绳子不断，挂钩不断，还是能把你救回来的。”
位于六七千海拔处的洛子壁，海拔高差1000米，行进路线向下看，视觉上是垂直的感觉，“向上向下都看不到头。”蒲爱民大概走10秒休息30秒，气都喘不上来，他比其他队友更缺氧，“因为我马拉松跑的比较快，需要的氧气量更大。”
高海拔体能这件事，举个例子。蒲爱民是个环保主义者，平时在深圳登山的时候都会随时捡垃圾，在珠峰上，他保持了这个习惯。
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只有十几片塑料包装袋。只捡了这么多，并不是因为珠峰上的垃圾少，而是随着海拔升高，每次捡垃圾需要的一蹲一起这两个动作，已经会极度消耗体能。
让他还比较欣慰的是，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捡起的十几片包装纸，都没有中文，“我就想这都不是中国人扔的吧。”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最大的掣肘是家庭。
直到出发以前，蒲爱民都在权衡实现梦想和家庭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在考虑，必须要考虑，这是无法回避的。”
蒲爱民在深圳创业20年，已有一子一女，他给家里留了家书。说是家书，换个角度，其实和遗书性质差不多。
在家书里，他交待了该交待的事。最主要是交待孩子，他写下来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茁壮成长，自强自立，永不放弃。
至少有好几次，蒲爱民觉得自己有挂掉的可能，直到5月12号，在珠峰大本营准备的蒲爱民听到了有两位登山者在登顶过程中死亡的消息，他真切地觉得，死亡离自己已经如此之近。
死亡真正逼近蒲爱民的位置是在海拔6200米左右，在从C1到C2的路途中，雪崩向他飞奔而来，那一刻，他能做的，只是趴在雪地上。
雪崩中死亡的人，大部分是因为被气浪掀起来摔下去，趴着是唯一的办法。对于雪崩，无法预计，也无法做准备，纯粹靠运气。电影里演的雪崩来了人就跑，“那是跑不掉的，你怎么能跑得过它呢，而且你在高海拔上跑两步就跑不动了，走都走不动，怎么跑。”
最终，雪崩在距离蒲爱民100多米的地方停下来，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只能听天由命的挫败感。
“怕与不怕，都不会减小出现危险的可能，我能去做的，就是尽可能周全准备，缩小这个概率。”蒲爱民觉得，这是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必须的责任。
最终，也是脑海中不断闪回的家人的画面，让他平安平安归来。
登顶的最后一道关卡是希拉里台阶，以人类第一位登顶珠峰的登山家名字命名，是只容一人通行的狭窄山脊，两边都是悬崖。这里位于8800海拔，珠峰之顶，已经触手可及，但几十米的高度，恰恰又是登珠峰死亡率最高的一段路。
这最后的一段，因为要依次通行，每年登珠峰的人都要在这里排队等候，往年最长有排队4个小时的，也有人因为排队时间太长坚持不住而登顶失败。还有人因为等待体能耗尽，人就没了。
今年因为疫情人少，蒲爱民在这里只排队半小时。
在向上的时候，蒲爱民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人横在路上，腿就伸在路中间。“是一位已经去世很多年的登山前辈。”
蒲爱民说看到这一幕时的心情，有敬仰也有恐惧，敬仰他把自己永远留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恐惧的是，他再一次想到自己，有没有可能下不去了？
站在珠峰之巅、世界之巅，那一刻，蒲爱民并没有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挺牛逼的事儿。此前他取经的时候问过的所有人都说登顶了也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蒲爱民当时觉得他们的回答不太可信。
在这一刻，蒲爱民首先是松了一口气，“终于熬到头了。”
接着，让夏尔巴向导为自己拍照片。
然后，他小心翼翼站在珠峰峰顶小小的平台四下里看了看，想着，“我已经到这儿了，要记住这里的样子。”同时，那个瞬间，他忽然有一种“全世界都在我下面”的想法。
做完上面这件事，大概花了10分钟，他就开始下撤。
“登顶了，我只完成了一半工作。”全力以赴上去，而下撤，蒲爱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活着！
“无论如何都要活着下去，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下撤途中，也很凶险。在一处悬崖冰壁，蒲爱民的冰爪突然被路绳缠住，刹那之间人反转倒挂，继而快速下坠，很快下降器锁住了绳索，下坠停止了，但蒲爱民被倒挂着，等向导赶到才被救下。
有夏尔巴人运送一位受伤者下山，八个人只能运送一个人，而且不是背不是抗，受伤者在雪地上拖行。
这让蒲爱民想到之前听到的一个笑话，说只要足够有钱，可以请夏尔巴人抬上珠峰。“往下运，八对一，都只能拖行，往上？多少钱都不可能。“
今年与蒲爱民同时攀登的，有一个来自中东的王子，世界上最有钱国家之一的王子，登珠峰还有十几个保镖跟着，夏尔巴人也请了几十位，但登顶珠峰，仍然要靠他自己一步一步去完成。
登顶之后，蒲爱民5月28号下撤到加德满都，一边休息调整一边等待早已预定的6月6日回国航班。几天后，他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从这时起，蒲爱民发现自己陷入了无穷尽的等待之中。
航班一路改期，从6月底、7月、8月，再后来到10月，最后一次改期，航班时间已经推到11月11号。归期永远遥不可及，他觉得，在加德满都等待回国的航班，基本就没戏了。
在尼泊尔，其他登山的队伍里有中国人飞到埃及，说是开罗有飞机回国。于是，8月24日，蒲爱民飞抵埃及。
但在埃及他也回不去，因为不给他绿码。
此时，在他的信息渠道中，只剩下从美国回国这一条路。一个月后，蒲爱民从埃及飞到了美国西雅图。
西雅图仍然不给他绿码，各地各时段的政策不尽相同，在这里的要求是，不能是从第三国中转回国。
按规定在美国待了足够长的时间后，10月3日，蒲爱民从洛杉矶飞到广州。
经过14+7天的隔离，10月24日，蒲爱民回到深圳家中。
此时，距离他4月12日离开深圳踏上珠峰行程，已经过去了196天。
这次回家，蒲爱民用了4个月，飞行3万5千公里。
刚下撤到加德满都时，蒲爱民身体疲惫，但精神极度亢奋，毕竟是成功登顶并且安全下撤，很开心。同时，加德满都又是个旅游城市，等待回国的时间完全不寂寞。即便6月6日航班取消，他也没觉得这事有多重要。
“以前说出国难，从没想过回国会这么难，从没想过会滞留在国外回不来。”
在蒲爱民看来，国外疫情严重，国内为一些重要活动取消航班很正常。而之后，八一、十一，航班一路往后延期，他也还是充满希望，“肯定能回国，飞机肯定会有的。”
延期到十一之后，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当地很多人在说，可能到年底之前都回不去。
怀揣看世界梦想的蒲爱民已经去过了几十个国家，但在2020年初疫情开始之后，他没有出国，“如果知道回国这么难，我会考虑明年再去登珠峰的。”实际上，蒲爱民此时正在经历的，是因疫情滞留海外无法回国的很多人的日常。
在尼泊尔和埃及滞留期间，蒲爱民一直住在酒店，日开销在3-5百元之间，自己经济条件尚可，且可以线上办公，蒲爱民还没觉得有很大压力，但在这期间，他真切地感受到很多普通打工者的艰难。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时间更久，其中有些是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在国外，之后就一直没法回来。他们本身收入就不高，还有很多已经失业，经济压力相当大。
更尴尬的地方在于，尼泊尔的旅游签证最长150天，到期前必须离境，否则就属于非法滞留。有一部分中国人，要么是过去旅游，要么是路过尼泊尔，一直等到签证到期都无法离开，形成了一个两头不靠的局面。
这就要面对两个结果，一是驱逐出境，二是罚款。驱逐是没地方可驱逐的，只能罚款，罚金是每天8美金。后来大使馆出面做了沟通，罚金降到每天3美金，但长时间滞留下去，这仍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对蒲爱民来说，让他崩溃的地方在于等待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如果确定在哪个时间是一定可以回国的，那都可以等，但这个情况是，不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
就像登珠峰，根据手表上的海拔变化，就知道离登顶还有多远。但要是不知道珠峰的顶是8848米，那山究竟有多高，攀登何时才是终点？
因为各国对疫情的政策不一样，蒲爱民在埃及和美国都没有被隔离。在美国，他特地去超市看有没有纸巾，因为当时国内有自媒体说美国纸巾都被抢购一空，但蒲爱民看到的情况是，当地超市一切正常，他还专门拍了超市里的视频发给国内的朋友。包括戴口罩的事情他也留意了一下，室外有人戴有人不戴，但进便利店这些地方，店员是拒绝不戴口罩顾客进入的。
一边是手机上的关于美国的信息，一边是身处美国超市里看到的实际情况，这时候他觉得，信息的传递是有些偏差的。
在美国等待回国的时间，蒲爱民是有盼头的，他知道待够时间就可以走。这段时间他和队友住在美国的家庭旅馆里，和美国房东住在一起，有公共厨房，每天都去买菜做饭。
等待归国的日子，也是熬，生活开销加上机票，也是不小的支出。但蒲爱民仍然觉得幸福，毕竟不用再担心自己回不来，和北大同学们的聚会可以继续，孩子们的成长路上，不会缺少
他的陪伴。
珠峰的尽头不是8848海拔，而是家。
登珠峰难，回家更难，但还是回来了。
这比什么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