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中看到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一封信（同治三年/1864年），这封信是晚清最负盛名的大政治家，极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近代史，而李鸿章的这封信就是最好的体现：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文章值得反复诵读，有三点难能可贵：
一、李鸿章认定中国到了19世纪，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国才能继续生存，才能走上富强之路。
二、李鸿章一下就看清了当时（同治三年）的中国和日本孰强孰弱，看清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大意义，并且大声疾呼当时的国人要梦醒和努力。
三、李鸿章认为改革就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科举制度，还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工程技术，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极不容易的。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著名思想家严复、民国外交总长梁敦彦、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皆出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中。
如果没有以李鸿章为首等人的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中国可能还要麻木不仁，就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也难怪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本文作者万学凡，ThoughtWorks首席咨询师，武汉。作者保留本文一切权利，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