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蛙》，同样的在我的心头也像莫言在后记中所说，有那么八个字沉重的压在了我的心头：“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他人的罪过，不过是没有走出历史落后思想的牢笼，而我的罪过，则是凌驾于先进思想之上仍脱离不开落后思想束缚的矛盾与纠缠。我尽量的把自己与书中“蝌蚪”这一知识分子的形象联系到一起，尽管我身处的时代背景与之完全不同，但我们之间那种徘徊在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是不谋而合的！

　　全书由四封长信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四封长信通过描写“姑姑”的一生来回顾中国六十多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并毫不避讳的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开展的艰难历程，而作者作为一个亲历者，也曾深深的陷入了其中，矛盾与反思纠缠在他的心中，也引发了后人无限的沉思与争论。一部九幕话剧，看似与前面书信部分相合，但它却跳出了历史的束缚，使之回归到现实，现实情境与魔幻情境交替出现，深刻的反映了人性在几十年生育史中的扭曲，而剧作者“蝌蚪”看似是一个接受新潮思想的知识分子也终归没有跳出落后思想的牢笼，在欺瞒自己与欺瞒别人中，现实与虚幻的交织中，这部永不会上映的话剧落下了帷幕。

　　书中“姑姑”这一人物形象也是我们探讨的重点，然而我却不想再深入的加以赘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读完一本书的时间可能很短，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却是无穷尽的。于是我想谈谈自己对于中国六十年来生育史的看法，也想谈谈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见解。

　　我母亲六八年生人，零一年生下了我。包括我在内母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从六二到六九年是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虽然我没有亲历过，但在书中不难看出，“姑姑”作为一个妇科大夫在那一年里她的手上就结束了几千个将要出生的新生命。可见在那几年试点的阶段，革命性与斗争性是十分强烈的。可就是这么强烈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在农村落后的思想下生育了几个还没有来得及降临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七零到八零年计划生育政策提出“晚、少、稀”的方针。我的大姐姐、二姐姐都是在那些年里出生的，听母亲说：“她被我奶奶用皮带扯着肚子，拼命的把我姐姐们挤出来的，生怕被村里计生办的人给发现了给引掉。”就像跟他们打游击战似得东躲西藏。按理说：“一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大可不必生育了，但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又极其的兴盛。”我奶奶不让，我母亲也没有办法，只能继续生，九九年到零一年，我小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尽管当时计划生育已经推广的很全面了，但在奶奶的催促下，母亲仍生下了我和姐姐。在这之后，自然被罚了不少的钱。以至于后来：“我常听母亲抱怨说你这个要命的孩子，要是早点出来，娘也不用受这么多苦了。”而奶奶则不同，总是对我投来喜悦的目光：“乖孙子，要多吃一点，你看你怎么这么瘦呀！一旁的几个姐姐都对我投来嫉妒的眼光。母亲的苦我很能理解，怀胎十月生育我本就不易，还得东躲西藏的生，生了女娃还得被家中长辈说风凉话。奶奶的苦我也能理解，重男轻女的思想毕竟在她的心中扎根了几十年，要轻易的改变又谈何容易呢！

　　我是那批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降临的孩子。尽管，我因该为我侥幸逃脱政策的“抹杀”而感到庆幸，但我心中仍觉得自己有罪。回首中国六十年来的生育史，其实也应该是女性地位的转变史。女性不应该是旧社会中的生育工具，而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尽管受时代的局限较大，但至少我们在苦痛中得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尽管当初的西方学者众说纷纭，但在中国那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我的罪过就在于，如果我是《蛙》中“蝌蚪”这一人物，我也会像他一样跳不出这牢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