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军部的海军右翼激进分子刺杀，这场骇人听闻的政变，直接把日本推入了军国主义的深渊，犬养毅是孙中山的好友，对中国也相对友好，他害怕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因此对华态度相对缓和，政治主张是承认中国对中国东北的主权，拒不承认由日本军部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当然，也并不是说犬养毅对华态度友好，他的目的是控制中国东北经济，吸血中国用于发展日本，但这种相对缓和的政治理念，仍与激进的日本军部格格不入。
犬养毅的政治主张与日本军部截然相反，这引起了日本军部的忌恨，而日本的基层官兵，特别是海军，对于犬养毅政府的不满，还来自于1930年底日本与英法美意等国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旨在限制各列强越来越失控的对于海军方面的军备竞赛，对于协约国海军军舰的排水量，航速，吨位，火炮口径等核心要素进行严格的限定，由此日本海军在地位上更加落后于日本陆军，军官待遇也随之缩减。
当然，一纸条约是限制不住日本的军备野心，为了既当又立，日本在有限面积的军舰上，塞填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个做法带来的恶果，一个是挤占了日本海军士兵原本就不多的活动空间，另一个便是军舰的负荷严重超载，此后在1934年和1935年，日本海军发生了数次因军舰超重而翻覆的情况，比较出名的是“早蕨驱逐舰翻覆”，“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
海军士兵不满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伦敦海军条约》使得日本海军部在争夺中国这块大蛋糕的脚步上，远远落后于日本陆军，因为中国自北洋舰队覆灭之后，几乎没有像样的军舰，中日之间在海军上的差距，要比陆军大得多，眼见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拼拼的得手，但海军非但没有参与战争，获得战果，实力反而还被削减。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部对中国军队嗤之以鼻，认为中国软弱可欺，毫无反抗的能力，主张直接将中国东北割裂出去，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新的国家，当然，并不是说犬养毅不死，日本就不会踏入军国主义的门槛里，从515事件中可以看出，犬养毅身为首相，已经失去了对日本军部的控制，犬养毅被刺杀后，上台的斋藤实第一时间就承认了军部的“伪满洲国”，此后的几任首相也都唯军部马首是瞻。
515事变之后，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邪路上，策马狂奔。
1932年7月，时正值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美国洛杉矶举行，日本军部为增加“伪满洲国”在国际上的曝光度，威逼利诱中国著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的父亲，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此时身在北平训练的刘长春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称绝对不会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在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口承诺，将组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刘长春，于希渭两名运动员将会代表中国出赛，并报名了三个短跑项目，后于希渭因为日本特务的阻挠，未能成行，而刘长春与其教练宋复君秘密前往上海，7月8日，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前往美国，二人在海上漂泊长达21天，刘长春自登船之日便有晕船之迹象，头晕恶心，但仍坚持在甲板上跑操训练。
7月29日下午4点刘长春，宋复君在洛杉矶码头登岸，受到了美国华侨的热烈欢迎，7月31日，刘长春因舟车劳顿，脚力不足，在100米预赛中，曾经跑出过10秒08破全国纪录的刘长春，只跑出了11秒01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五，无缘晋级，8月2日200米预赛，刘长春前170米还排在第二，但终因体力不足，后30米被两人超过，最终排名第四被淘汰，报名的第三个项目400米，因体力实在不支，决定弃权。
刘长春是中国亮相奥运会的第一人，虽然成绩并不理想，但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中国人，以及在大洋彼岸的那块正在历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最重要的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刘长春保持了高度的民族情操，威尔逊总统号曾在日本神户港靠岸，有日本媒体采访刘长春，问他是代表伪满洲国还是代表中国参赛，刘长春义正言辞，世界上没有满洲国，只有中国，我只代表中国参赛！回国之后的刘长春遭到了日本人的忌恨，一度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入狱，但忌惮刘长生声名之大，终未敢下手加害，刘长春临去世之前，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人拿到一枚奥运会奖牌，1983年3月，刘长春带着遗憾去世，1984年7月，许海峰在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中，拿到了中国第一枚奥运奖牌。
1932年6月9日，在《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正式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成立“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自己担任剿匪总司令，谋划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对于剿匪，蒋介石钦定了数个针对性的策略，一个是保甲制度，南京政府修订《保甲条例》，鄂豫皖数个乡镇连成一保，推举保长兼政治警察，施行连坐切结制度，一家有罪，数十家均有过失之责，其实就是束民之策，其意图是切断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断绝红军的群众基础，纵观历史潮流的发展，这时候推行的保甲制度其实是社会制度的一次倒车。
虽然蒋介石对于保甲制度寄以厚望，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很明显所谓的保长即是国民党的走狗，一般有名望的人根本不愿意担任此职，富农大户也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而宵小之徒则用保长之权大肆敛财，欺男霸女致使民怨沸腾，保甲制度在其推行不多久，就已然名存实亡。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国民政府不顾鄂豫皖老百姓死活，下令封锁其地面的粮盐米面等基本物资的输入，使得鄂豫皖爆发了大规模的粮荒，而红军则是下令垦田以增加粮食产量，救济邻里，因此在鄂豫皖，国民党愈是封锁，老百姓和红军的关系就愈是密切。
在国民党的严酷打压之下，红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磨难，1932年1月19日，右江革命根据领导人，百色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韦拔群并全家在广西东兰县被白崇禧杀害，时年38岁，韦拔群的牺牲是毛主席生平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即便是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毛主席每次见到广西人，都会深情地怀念韦拔群烈士。
1932年10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法庭上，陈独秀拒不认罪，高呼民族大义之口号，痛斥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最终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陈独秀在社会上的威望无人能及，就连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的何应钦也偷偷跑到监狱，向陈独秀求字，陈独秀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送给一脸尴尬的何应钦，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陈独秀才被提前释放。
在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中，红军自乱阵脚，1932年夏，蒋介石纠集30万大军进攻鄂豫皖，而此时，红军正处于极度危险的边缘，在前三次的围剿中，毛泽东通过自己对于时局的判断和优秀的指挥能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毛泽东的战术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王明远在苏联，却遥控指挥党内局势，党内最高指挥小组三人团之中的博古和李德，不断对于毛的党内地位进行打压，早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就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前委书记的职务。
蒋介石30万大军来势汹汹，而在1932年10月份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军事领导的所有职务被撤销，毛彻底被边缘化，内忧外患之下，毛泽东身染疟疾，久不痊愈，遭受着身体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随着毛被解权，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彻底弥漫全军，幸亏，毛被撤销的职务，被周恩来接任，在宁都会议中，周恩来，王稼祥都不同意毛被撤职，虽然最终反对无效，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思想和战法身为钦佩。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上，周恩来多次与毛泽东商议，采纳毛的意见，红军接连取得大胜，第四次反围剿的时间从1932年末，至1933年3月基本结束，共计俘敌一万余人，缴械各类枪支一万余支，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第一次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记录。
就在蒋委员长在不遗余力剿匪的时候，在1933年1月1日，元旦这天，日本人对于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