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孝顺”就是顺，于是第二天按父亲的意思清早出院。父亲便秘得非常厉害，在医院的早上上厕所几次，后在回家的路上又两次，到家后上厕所四五次，一直到晩上才通大便。到家时，父亲的情绪才稳定，觉得进堂屋没问题了（乡村人思想比较封建，认为死在外面不能进堂屋，变成孤魂野鬼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到家后，父亲一方面放心了，另一方面又不放心起来。他先是把借给他人的钱至今未收回来的记录本翻给我看，说某某欠我的钱本息未还，某某只还了本没还息，某某只还了一部分息，本分文未还等等。他又把存在农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一点钱的存折翻给我看，说还未到期，是否取出来？我便说不着急，看情况再说吧。父亲便又收好，是用几层报纸包裹着的。因为好几天未吃东西，做完这些他感到体力不支，气喘吁吁，我便扶他到床上躺下。父亲闭目养神一会儿，又要坐起身来，便扶他坐起，在背后塞一床四斤左右的棉被，以便他舒服一些。他靠在棉被上休息一会儿，就开始吩咐“后事”。

我们都说在家养几天会好的。但父亲揺头说“我晓得！病长在我自己身上我还不知道！不会好了。”他的意思是大限将至，但又担心子女办后事没经验，不能称心如意（称他心，如他意），便说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不能省。父亲好面子，认为人活一世，面子最重要，所以特意嘱咐面子菜毎桌要上六个，不能太小气，菜要办得丰盛一点。但对唱夜歌的人不能太大方，要吝啬一点，给几十元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人死了，请人唱夜歌是这风俗，走形式而已，没什么实质意义。也是，乡村办白喜事，如问办得如何？那人便回办得好啊，面子菜上了四个！父亲比较固执，他认定某某当厨菜才能做得好，就一定要请某某当厨师，并问我记住了没？我连忙点头说记住了。父亲对唱戏没什么好感，几次说唱戏就免了，村部有个放歌放视频的大屏幕，又省钱又热闹，上个月某某死了，装上那玩意儿蛮好的。

父亲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热泪，看到父亲如此伤感，我也禁不住热泪肆流，特别是捏着他粗糙的手的时候，那情感忽如决堤的洪水滔滔而来，好像父亲真的没了！活了几十年，见父亲流泪还是第一次，可见父亲是极坚强的，但到了离开人世之时，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一面，也有伤感之时。

父亲回家后，不知什么风把左邻右舍都刮来了。曾当过几十年的老村支书来了，他是父亲的发小之一，又是一个组的，父亲生病住院，他几次到我家问询情况，祝福父亲早日康复；听说父亲回来了，便急忙跑来看望。但父亲有气无力，躺在床上同老支书说了几句就睡过去了。住在街上一个叫“水伯”的街坊邻居是从不轻易去看望病人的，村里红白喜事亦不常去，他在贵州工作几十年，现退休在家，有点睥睨村民的意思，村民便说他是吝啬鬼，没人情味。但他却来看望父亲，而且一落座就送看礼，并说父亲于他家有恩，必须要来看望。至于父亲如何有恩于他，我其实不很清楚，只隐约记得他妻子的事。“水伯”看我一脸茫然，便解释说他父亲百年时，是我父亲帮他料理后事的。确实，“水伯”的父亲也是退休人员，原是供销社退休的，回家后整日捧一本书看，也不太搭理村民邻居；那时大家经济拮据，村民想向他家借钱也是十去九空，久而久之，关系比较冷淡，村民不太喜欢他们家。他父亲去世时，水伯尚未退休，左邻右舍无人出来相助，是我父亲主动站出来帮忙。在农村如果老人了，没有街坊邻居的帮助，要把人抬上山根本不可能，是不可想像的事。但他妻子的事，我知道一些。

1981年8月底的某一天，我己经收到湖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心情非常舒畅，忙着做入校报到的准备。那天傍晚，我正在池塘里游泳，刚回到家就听说“水伯”的妻子喝农药自杀了！父亲急忙召集几个人抬她往医院送，但尚未到医院，人已经死了。据说是因为婆媳关系和姑嫂关系紧张造成的。在农村媳妇非正常死亡，娘家人是要来打“人民”问责的，“水伯”尚在贵州未回来，婆家人一看人死了，吓得全跑了躲起来，其娘家气势汹汹来了几十号人，说要把他家放火烧个片甲不留。父亲一看这个情形，就把她娘家人喊到我家里，一方面给他们做好吃的，好烟好酒好菜招待，一方面给他们做工作，说人死不能复生，况且还有四个小孩，也是你女儿的亲骨肉，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亲外甥的份上作好的协商，先把人埋了。好说歹说，“水伯”丈人家才同意象征性烧点东西算了，才停止拆房拆瓦，总算保住了完整的房子。父亲因为威望高，又当队长，又能说会道，大道理，小道理一套套的，说得他们哑口无言，点头称是。

那时民风淳朴，人们比较相信乡规民约，更相信村里有威望之人的话。父亲无形中充当了村民纠纷中的“司法协助员”角色，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可谓一言九鼎。我揣测可能是父亲比较公道正直，不偏不倚，没有任何私心，人品比较好，所以本村或外乡人都相信他，否则那么大的事（人命关天）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协商好的。当然，在父亲八十五年人生中，帮助别人又何止这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