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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

魏晋南北朝是寿春在兵要地理上影响最为显著的历史阶段，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寿春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是隋唐以降运河的开凿使用。

这样一来，隋唐时期南北水运的主要航道就确定在寿春以东，由通济渠（唐称汴渠或汴河）与山阳渎贯穿淮河流域，沟通黄河与长江。东南的物资大都经过这条运河向京师输送，而汴渠沿途则在唐代产生了数座新的军事重镇

其次，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地区逐渐由中原向东北方向移动，元明清三代王朝都在北京建都，而大运河蜿蜒数千里，沟通京杭，漕舟商船都由此道往来运输。虽然山川依旧，但是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区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兵家的热切关注。如徐益棠先生所云：“元明以后，淮水不修，水旱频仍，寿濠一带益加衰落。而运河纵贯，南北一家，寿春非复当时令人注意的要地了！”

北朝后期，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军事斗争的地域表现演变为以关中（宇文氏）、山东（高氏）两大集团的对抗为重心，原来南北相持的格局则退居为从属的次要地位。位于山西南部的运城地区，古称“河东”，处在东、西魏交界的枢纽地带，控制着几条水陆交通要道，因而受到双方的瞩目和激烈争夺。宇文泰占领河东之后，改变了关中地区频受袭击的被动局面，使自己在攻防态势上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直至后来周武帝师出河东，克晋州、破晋阳，最终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

三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曹操亦把河东视为“天下之要地”。据《三国志》卷 16 《魏书 · 杜畿传》所载，曹操拜杜畿为河东太守，巩固当地的统治，恢复并发展了农业经济，后来平定关西之乱时，河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超、韩遂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坂，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

河东还蕴藏着丰富的盐、铁、铜、银等矿产资源。《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著名的解池在安邑之南，食盐储量巨大，加工程序简单方便，是当时内陆最大的产盐地，有着广阔的销售市场。《史记》卷 129 《货殖列传》称“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后者主要指的是河东盐池所产的硝盐，给历代政府带来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是国家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与蒲津隔河相望的西岸渡口临晋，本名大荔，为戎王所据；秦得之后曾“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改名临晋，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东。战国初年，魏国曾一度越河占有此地，商鞅强秦后又将其夺回。

河东地区土厚水深，物产丰富，又有山河陵原环绕，易守难攻，水旱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朝后期东西对抗的形势下，河东的位置处于长安、太原、洛阳—邺城等政治重心之间，在兼并战争当中，占领该地的一方会获得明显的优势，或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能朝几个方向出兵进攻，从而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故备受各方君主将帅瞩目。

高欢在北魏末年统领重兵时，就曾考虑到洛阳屡受战火摧残，民生凋敝，如果继续在此地建都，需要从山东转运巨量的物资，负担沉重，不如将首都迁到靠近经济重心地区的邺城。他向魏孝武帝提出迁都建议，但是未获准允。西征归来，高欢立元善见为帝，独揽大权，而洛阳的西、南两境又受到宇文氏和萧梁的威胁，安全无法保障，高欢便下令将东魏的国都迁往邺城，自己统率军队主力回到晋阳，设立大丞相府总揽政事。

沙苑之战后，西魏乘胜出兵，自蒲津东渡，河东豪强纷纷归顺。“丞相泰进军蒲坂，略定汾、绛”，不仅全部占领了河东重地，还夺取了汾水以北的正平（今山西省新绛县）、绛郡（治今山西省绛县）及汾州（治今山西省吉县）等地，兵临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城下，在西、南两面对东魏的霸府晋阳构成了严重威胁。

沙苑之战后，高欢败归晋阳，西魏乘势攻占河东。为了巩固当地的防务，在敌人大兵压境时能够迅速给予支援，宇文泰调整了兵力部署，留魏帝于京师长安，而以华州为别都、霸府，亲自率领诸将及军队主力移居该地，并设立丞相府，处理军国政务。有急便领兵出征，事讫即还屯华州

沙苑之战以后，西魏攻占了河东、崤函两处要地，在地理形势上占据了较为有利的地位，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一，它的关中根据地摆脱了频受威胁的状态，再未受到敌人直接的进攻。高氏的数次西征均被守方依托汾水、峨眉台地、王屋山或崤函山区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阻挡住了。第二，从此后两国交锋的情况来看，宇文氏的主动进攻次数明显要多于对手。如果统计出动举国之兵进攻的次数，沙苑之战后高氏仅有围攻玉壁的两次大规模行动，而宇文氏则有 5 ～ 6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