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文风是冷峻而平静的，波澜起伏也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摔碎给人看。有庆因抽血过多而死，二喜被水泥板夹死，会说话会心疼人、机灵活泼的苦根却因为吃豆子而噎死了，这些美好纯洁的生命却近乎荒谬地逐个凋零，真实与荒谬两个对立的特性就明显地交错呈现，使得小说的悲剧色彩更加厚重。
另外，作者对于小说篇幅以及节奏的把握一分得当，小说以“我”到农村采访为契机，以“我”聆听福贵老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展开叙事，从头读至尾需要用的时间也差不多恰好是从午后“我”遇到福贵到黄昏福贵离开这段时间，这样的处理可谓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使读者感觉自己仿佛就是“我”，用心倾听福贵的叙述，犹如面对面交谈一般，有极强的代入感。
老人的叙述每隔一段就会暂停，插入景物描写或是对“我”的心理描写抑或是对周围村民的人物描写，更为真实地还原了采访的情景，避免行文单调的同时也让读者不致疲倦。
《活着》情节安排的过人之处在于悲剧并不是犹如一拳重击落在福贵身上，并不是如洪水般一股脑地袭来，而是间断的。生活稍有起色，紧接着又是不幸，这样的情节才更让人感到一种无力改变命运的绝望与悲痛，并不由得产生深深的同情。《活着》讲述了一个纯粹的故事，不事粉饰，却震撼人心。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发人深思的是，作者并没有从很高的政治层面或者是社会层面去指出解放初期我国政策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是集中在个人角度，即将福贵一家这些最纯朴的农民的实际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示出，让我们自己去判断孰是孰非。
小说虽然并无长篇大论的描写，但偶有的描写用词精简，恰到好处，十分形象。从大体上讲，作者的语言是质朴的，只有用这样的语言讲述福贵悲惨的大半生才会在字里行间透出稳重，不让人觉得轻浮。毫无疑问，这样朴实的语言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作者忠于自己内心的写作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