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慰藉,虚无怎么办?
——读亚眠《慰籍》
虽然这个短篇的名字叫《慰藉》,可通读下来,却给人一种“没有慰藉”的感觉。这种有和无的反差,也时时见诸几个人物的内心与外在:没有什么永垂不朽,只有忐忑不安,或许拥有一个后悔不迭的人生才是常态。
这种“腐朽”的气息,不仅仅来自这篇小说成稿二十年的漫长发酵,保存了一些与今日社会不那么兼容的经典情绪;也可以合理推断,得益于作者的阴郁文风,复杂人性有了交织机会,由此流露出求解命理的意义,看似贬义的词汇有了新的心理势能。
街道书记郭淮因为隐瞒战友的死因,陷入多年的沉思,又因为要照顾战友那名声不佳的母亲,而多有沉郁。一个人背负着一个说不得的秘密,确实累人,确实能改变一个人。尤其是当这个秘密时常会脱口而出,最终泯灭在嘴唇时,秘密不但折磨人,还制造一种险情。
与“知交零落”的郭淮能说上话,互为愁闷哲学镜像的法官吴百年,在作者其他小说中也出现过,可见作者对这一角色的喜爱。百年之后,百年孤独,不外如是。当作者让法官吴百年在多篇小说中反复登场时,他显然习得了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让布鲁姆游荡都柏林的叙事诡计。这种"伪连续性"制造出超真实的文本生态:读者在猜测"是否某年某月真实事件"时,已不自觉落入作者预设的认知陷阱。这是作者从乔伊斯那学来的技巧,似真非假:让读者误以为真,用力去猜测某某人是谁?是不是他?目的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真实感,让读者觉得确有其事,就发生在身边。这是作者给读者布设的文字迷宫入口,想通了令人莞尔。 作者早期作品不难发现乔伊斯的痕迹,可见乔伊斯对作者影响是何等深刻。如他的《好汉杨建军》。酒憨子杨建军令人想到乔伊斯《对手》里的法林顿,一个借酒吹牛、事后懊悔的粗鄙之人;其实作者早期作品还时或能看到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存在——法国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他的中篇《隔离》,那种深情、凝重、怜悯的笔触令人印象深刻。
书记与法官的惺惺相惜,并非源于他们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近似,有着相同的挣扎。他们相互凝视不是为了确认自身的存在,而是通过见证对方的虚无来抵御存在的消融。他们能一起喝酒,是因为他们都意识到各自拥有的秘密,知道又不说破(不可说)。他们在表面的话语上,日常的散步偶遇场景下,被不能说的秘密驱使走到一起。
秘密不能让一个人安神,却能让两个人取暖,这或许是秘密的额外功能。
体制内的角色是短篇着墨最多的,然而,主要人物的内心又是荒芜的,他们都是需要救赎的人。这是短篇张力的所在,一团和气的体制内生活下面,是不安的心,是看见社会不公之后无法闭环的残破心灵。而这份残破,恰恰也是本篇的中心与价值。只有心灵破碎的人才会内观,才会发出哀鸣,才是个人,而不是行尸走肉。 当法官法袍与街道办档案柜褪去社会学象征色彩,它们便显露出更本质的存在论功能:这些职业面具如同萨特戏剧中的道具,其存在只为让人物在扮演社会角色时更清晰地听见自我碎裂的声响。
寡妇被赠予的木鱼和佛珠,完成了整个短篇的结构制造,也预设了寡妇走向死亡的道路。而木鱼声声,成为空间中的纽带,一遍遍把法官与书记的人生捆扎,怨妇因木鱼远离地狱之火,却又让法官与书记接近烦恼人生。人和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但人和人的挣扎并无二致。
如果没有寡妇,书记与法官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让人走神的设问。显而易见,这种问题不在写作者考虑范围,却能迫使读者作如是想,这算不算浸润了文本气息的人寻求慰藉的方式呢?读者可以在想象中粉碎恼人的小说,但那些被安排在故事里的人是逃不掉的。
小说中对烈士死因的设定,表明了作者的抵触心理。这是对英雄叙事的抵触,对所谓真相的抵触,它是要故意让主人公沉沦的,只有沉沦才是值得书写的。或许在哲学意义上,暗面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这种悲观的、黑暗的风格,笼罩在光鲜的体制身份上,让虚无显得格外刺目,也格外动人。
丑陋的寡妇之死值得寻味。她的念珠为何断裂?是因为地狱之火最终冲破道家符咒和佛门屏障了吗?她又为何要去抓三颗念珠,是因为她不这样做就会被亡夫亡子追赶上、拖进万劫不复之地吗?或者,念珠被怨灵控制,脱落,以制造她的死亡?
死亡终结了寡妇向外界吐露她怨毒的日与夜。她周围的那些人终于解脱了,不必受人性驱使而聚拢过来。可她的死随即又抛来更沉重的命题,死亡是否真的是终极的慰藉?唯一的死者诞生了,但书记和法官无法与之交流,死亡怎能提供答案,令人讨厌的先行者打开一扇门又紧闭了它。
救赎之需是如此直接,慰藉之道却如此渺茫。寡妇之死不仅带走了她可悲的人生,也将这一短篇所烘托的人生困惑推至末路。你说这样的文字很忧郁吗?我却看到思辨之美。你说每个人都走不出命运的藩篱吗?我又觉得咀嚼虚无之痛的,何尝不是勇者?
慰藉之书犹如沙之书,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无法言说,一切都很压抑没有出路,但在那随思虑落下的眼神与内观中,斑驳陆离的沙粒仍可以显示心灵的形状。所谓虚无不是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心灵被颠扑不灭。虚无常温常新,仍可依靠,或许这就是慰藉。
作者用阴郁文风浇筑的,实则是柄存在主义的双刃剑:它既斩断所有廉价慰藉的蛛丝,又将剑柄递给每个敢于握住虚无的读者——因为正如布朗肖所说,真正的写作永远始于所有希望终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