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本节继续分享了自己在西北自驾路上的所见所闻，现场经历的那种认知，让何伟对中国长城的历史和意义产生了思考，长城在老外看来和中国民众看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另外在自驾穿越西北的过程中，何伟还遇到了警察的盘问和处罚，这些也挺有意思的，怀疑他是美国间谍，没想到最后就罚了一两百块，公务员对外国人相对来说还是很客气的哈。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确如此，历史有时候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凉）。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合作有点勉强吧，对抗才是呀）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未来研究而研究，有时候就会臆想）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老外对长城的研究居然更加卖力）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精辟呀，长城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强行把长城拉升到民族自豪层面，我觉得也是没必要，明明是不安才建的呀）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还原历史很难）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保卫自己的王朝，才是长城的目的呀）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这段描写，警察的经典形象跃然纸上呀，当时还是很落后的）
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至今为止，政府单位填表的情景还是如此呀）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居然还有折扣，哈哈哈哈）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以前还算淳朴，现在估计很多都是把罚款直接没收啦，反正不计入财政收入）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两句简单的话，居然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到今天也没有多大变化呀）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哎，警察呀，对老外还是挺好的）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估计是笑何伟是个傻帽？哈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