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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试老刀
向左？向右？
去餐厅打周末工，也曾犹豫过一阵，后来听说公司破产的赔偿金如果半年后发下来，还得退给现在发工资的社保局，就停摆了。
鑫总在群里招长工。
“阿姨我来做做小时工可好？”
“姐，你身体OK吗？这个很累的，我年轻人都不太行呢。”
……
“17点开始到关门，大约晚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客人走完下班。七十欧。行的话就明晚来试试吧。”
……
工作服：蓝灰色的仿真丝衬衫，灰色西裤，米白色半跟软皮鞋。
17点不到，我就闪亮登场在餐厅外的停车场。
“先去吃饭吧。”
鑫总身着在公司时常穿的一袭黑衣出现在我面前。
“啊？还没开始就先吃上了？”
“吃饱才有力气。”
吃好回到“主场”，看她姐儿俩在偌大的餐厅里转悠。
这是在干哈？
我迎上去说：“给我个活儿吧。”
“把地面的大垃圾简单扫一下吧。”
哦，这前同事挺照顾我的，上来就给了个最不爱干的活儿——扫地。
妹妹引导我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拿了工具，我开始像个大将军似的在四百人的桌椅间巡视开来。
巡视完毕，鑫总拿了一张背后写着当日订位详情的餐垫纸给我做了简单培训：桌号、时间、人数、订餐人；如果客人来了就对照上面信息领至预定桌位去，没预定的就根据人数酌情分配，并在纸上划掉位置。
跑堂的除了她姐儿俩，还有个大眼睛的老外女孩儿。
鑫总也只有二十几岁；几年前还是中文学校的学生，后来公司缺人手，我从Sart-Tilman小绕一节儿，每天“有偿”捎带她上下班，直到后来买房搬家，不再顺路。
搬家时，开了他们新买不久的奔驰Vito，跑了几趟后发现车内（可能被钢琴）磕了个小坑儿。
至于妹妹，眼里全是高二的明澈，发白的宽大棉T恤，笼着藏不住的灵动青春。
……
陆陆续续来客人了，门口队伍越等越长。
……18点了吧？
鑫总开门把潮水般的客人放进来。
三个姑娘有条不紊地带着排着长队的客人们一一对号入座，我跟在她们身后观摩学习：带客落座，询问是否包酒水，在复写纸上记下人数、台号和酒水名称，撕了上联给一桌人中的“老大”“领导”“饭主爸爸”，示意他去吧台先买单（后消费），下联递给收银台的大总管；然后转身向吧台鑫爸爸那里喊“X杯啤酒”，一边钻到吧台下的冰箱里拿瓶装饮料送去刚点单的桌子。上完饮料一桌接待就暂告段落，再去引领下一桌客人。
几单看完，一学就会了。我开始麻起胆子自立门户单干起来……
时而在吧台问些类似L’eauplate（矿泉水）在哪里、大可乐在哪里的问题。
望着带去落座的黑压压的一桌十几号人，我和老外姑娘相视一笑：
“还是你来点酒水吧。”
她心领神会地接过担子。后来有桌客人找Sara，我才料到那是她的名字。
我飞快地翻动着双脚，奔走在接待入口、餐桌、收银台和吧台之间。大总管笑着对我说：不要急，慢慢儿来，慢慢儿干。
递过几单后我才恍然大悟：哦，大总管是跟我同龄的鑫妈妈。别让她看出我没认出她来。鑫总成了同事后，就改口叫我姐了，我还经常开玩笑地自诩“阿姨我”。
客人还在不断地进来，去自助餐台取食的、买单后走向自己桌号的……
角落儿童游乐区时而传来孩子的欢叫，两个男娃跑过来投诉：有个大孩子混进去了。我跟过去瞄了一眼，是个十几岁的姑娘，俺也不能把她拽出来呀。
蒸腾的食物气味里爆出砰的一声巨响，吧台边一个老外小伙推着的SPA气泡水炸了一瓶。玻璃渣渣不长眼，竟有一小块万水千山地镖在我右手中指背上了！不管！老子径直拿了老本行行头过来清扫地上的玻璃渣渣。
鑫妹妹从吧台找到创可贴给一位同遭“暗算”的白人女客人贴伤口，大总管拿了吸水巾过来吸扫不走的SPA，见我手上溢着殷殷血水，叫我赶紧去包扎。我说着没事儿，一边把收拢的玻璃渣渣倒进装残食的盆里，才去吧台冲了冲流血的手指，还好，破点儿皮而已。妹妹帮我贴上创可贴，我们又冲入那没有硝烟的战场去了。
我风驰电掣、大汗淋漓地穿来梭去，拿饮料、收餐盘……
大总管又说，慢点，莫急，慢......慢......儿......的......
第一次摸到手机看时间时，妈呀，才19点过，这才干了两个多小时呀，还挺“费电”的。
到21点过时，大总管又来问我，你行不行呀，皮鞋穿着累不累？确实，他们几个无一例外地穿着运动鞋。我拖着两条发酸、发胀、发痛的腿脚，再也矜持不起来了：那我去外面透下气吧……
去吧台取了车钥匙，像团湿乎乎的泥一样烂在驾驶室里，把车窗摇下来，还不忘摁下门锁，闭上双眼，贪婪地呼吸着空山新雨后的霞光宝露。
灰白的苍穹拥抱着我。
几分钟后，闹铃大作，接收到天地瑞气的王老五我又杀回去了。
大概晚上十来点钟，鑫姑娘又来叫我吃饭了。健步如飞几小时后确实饿了，但这个点儿吃得饱鼓鼓的，得把床压塌。
跟她一边有气无力地吃饭，一边缓缓地聊了几句前公司倒闭的闲话。
吃完饭出来，大总管叫我快走了。我又跑去收拾擦拭餐台，重新摆上干净餐垫纸、刀叉，帮客人补补管够管饱的软饮。
有人在离去，有人再到来，有些桌子已“翻台”。
餐厅里时不时响起快乐的《生日歌》，大总管们端着噗嗤噗嗤崩裂的烛火，笑盈盈地把蛋糕送到有寿星的一桌又一桌，客人们不管认不认识，都跟着鼓掌、唱生日歌、起哄笑闹。
23点左右，虽然还有不少客人在厅里游荡，我却被大总管“轰走”了。
双腿还剩点力气踩油门儿的我没敢问明天，怕起不来。
一觉醒来，试探着抬抬头晚上几乎动弹不得的双腿——竟然又跟新的一样了。
给鑫总发信息，感谢他们体谅；她也客气地回谢帮了忙，但当晚没有订位，不用去了，下周二他们就度假去。
等他们披着朝雾夕云归来时，我得知其三个孩子周末都能帮忙，只需要招长工。
“但是姐你吃得消吗？”
那还是再纠结一下吧。
四十多年小人生的第一段跑堂就这么完美、短暂、忧伤地划了圈……
两年多后的前不久，一帮同事去给M庆生，L望着一脸迷惑地大总管：“工人都不认识了？”
她还是云里雾里，外交使节般地笑着，清瘦的双手毫不费力却明显有力地拉着我的前臂，凝视几十秒后终于慢吞吞地问道：“那时是你每天来接鑫娃去上班的吧？”
（二）两条不同的河流
周末工仿佛即将消失的风筝，我开始疯魔起来，锲而不舍地拽扯着线圈儿，又打听到另一个机会。电话、短信联系一番后，还是断了。
对方说，某个人要是早下班，别的员工会想：凭什么这人特殊。
所有的不可能里，都同时蕴含着另一个可能。
就这样，扬帆的小船被推到了阿宽的港口……
曾和老板夫妇过了几回合，算是“知根知底”。
7月初，他们全家回国度假前，我在学长的旅行社偶遇他俩。听我失业闲置，便问要不要去他们家帮忙。那一刻我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正申请爸爸来比利时探亲，怕同时上班和照顾老人，应付不了。末了，她还邀请我和孩子去吃自助。
8月，却轮到我主动问他了。
没想到他欣然同意，说他们马上从国内出来，让我10号去试试，看是否合适。我说只要23点能下班就行。
他们的开工时间比鑫总家晚半小时。前车之鉴，我穿了Nike小白鞋，衣服还是那一套蓝灰工装。
那身衣服，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跑堂以外的场合了，将作为战袍，神圣地供奉在记忆的博物馆里。
很多年前，一帮女人聊天时说：没打过餐馆工的留学生，人生是不圆满的。
那既没留过学，也没端过盘子呢？更觉残缺。
五六公里的车程，提前半小时到那儿，留些时间扯谈了解。
停车场外坐守着两尊白色石狮，餐厅玻璃墙上贴着红色的中国龙剪纸。
见面的一刹那，我机智地改了口，叫“老板”。
老板的儿子站在吧台收银机边。瘦瘦的，戴着眼镜，约一米七左右，白衬衫黑裤子，嘴唇有点干，掉皮儿，白洒洒的。他腼腆地笑了一下，很谦和。
他叫阿宽，要叫我“怡姐”。
“听说怡姐已经提前去渡过金了，想必大概了解了工作流程。”他再次露出笑意。
每次开工的头等大事，就是擦拭自助餐台。
然后他给我介绍桌号。
三百多个位子！除了靠墙顺溜过去的1—12号，其它的就像迷宫。没有标识，编排也无章可循。给老子怕是干到退休，都弄不清楚哪是几。
因是休假后第一天复工，放眼望去，尽是一副没准备好的状态。
擦完自助餐台就去摆桌子。我参考摆好的样板：正方形的餐巾尖角相对，中间留出够放红酒杯的间隔；左叉右刀，刀口朝里，摆在餐巾纸上。
2008年，我在重庆洪崖洞卖“瓦夫”（waffle/法文gaufre）时，领班Amy培训过如何摆西餐餐具。可刀口朝向这件事，我早就忘在唐家沱了。
自助餐台后的一张长桌上，堆了很多酒杯。
以我一次拿六七个的级别，想必得摆到地老天荒。
老板娘从咖啡机上拿了块暖烘烘的干净擦水巾，示范我将其垫在推车上。她说话轻言细语，带着浓浓的口音，有时得“啊”好几遍，才弄清楚她讲了啥。
一车叮叮当当的杯盘乐器，在餐桌间左弯右拐。
杯子摆完，还有些桌子空着。我跟阿宽报告，他说杯子不够，需要再买新的了。
休假后的中国龙苏醒得慢一点，但还是有客人准点在门口候场。
阿宽迎过去问：一位？两位？三位？十六位……
点酒水他也不写在纸上，全凭吼：
“Unedemivinrouge（半升红酒）”……
“一小瓶l’eauplate（矿泉水）”……
“一大瓶CocaZero（无糖可乐）”……
我备好递到吧台上。
这小子两只脚也翻得特快！黑皮鞋肯定是软皮的！
再没人叫我，莫急，慢慢来，慢慢儿干了。
吧台水池周围已经有被泡发的痕迹。老板娘说，以前要是想到，也做大理石的就好了。
团队里除了老板夫妇、大儿子阿宽夫妇和三个五到八岁的娃儿，还有一个看着不像他们家人的儿子。
全家个个精瘦精瘦的，唯他长得敦厚结实，还以为是高薪诚聘来的铁板师傅。
没客人时，小娃们叽叽喳喳地跑来跑去，七八百平米，全是他们的天下。
营业时间，老大阿宽主外，老二阿泽炒铁板和Wok，老板夫妇和大儿媳阿蓉镇守厨房重地。
约两点时，一家子围着最靠里的大红圆桌吃午饭。
就我一个外人。
江浙人不吃辣椒，桌上三四个素菜，一个荤菜，菜盘里放着公勺。炒福瓜放虾米，烧海带加鸡肉。
吃全素的我，只能克服心里障碍，把动物尸体扒开，吃锅边素。
他们问我是医生建议，还是信佛的原因。
“是自己的决定。”
老板娘坚持说他们也信佛，吧台上还供着佛像呢。
我心里跑过一些关于缘分的念头。
阿宽夹了菜，端到吧台外面的自用桌上吃，顺便看着生意。这张桌子也供娃们写作业、穿珠子、开车队……
吃完饭，再收盘子、擦桌子、摆餐具。
客人三点走完，就该我们休息了。
老板娘说，刚到家还没来得及收拾，明天才有房间给我，今天就在大厅椅子上对付一下。
原以为每天中场要回家去的。居然还有房间。
同样是小白鞋，我的Nike脚掌太窄，几小时暴走下来，还是把脚夹残了。
躺着，总比站着强。
我在靠墙三号桌下拼了四张椅子，左右手互换着当枕头。
迷迷糊糊困顿半晌，醒来给小Yu发消息：
“午休瘫了一个半小时，恢复过来了，17点接着再战。”
……
晚上收工时，身兼吧妹学徒和跑堂助理的怡姐，仍然顽强地活着。
老板说，看你应该能学出来，如果周末要继续的话，得把合同签了。
“工资要多少？”
之前道听途说，“大周末三百八、四百。”
“那我给你四百。”
“到手四百哈？”
“到手。”
心里默默地“咦？！”了一声。
阿宽要了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快速填了信息，一张十八小时的周末工合同递到我面前，期限半年。
我只想做三个月过渡一下，一夜变成结婚对象，被套牢了。
他说没关系，中国人，都好说。
合同只有一份，雇主保留了。我拍了个照，请他另外做一份给我。
他说以后。
就这样，纸上带着双手未擦干的痕迹，水不拉几地，把自己“卖掉”了。
次日一大早，我去社保局申请。他们巴不得病休躺平者赶紧复工，说今天申请，明天就可以上班。
我马上把情况告知老板，他执意说：阿宽昨天就向劳工部提出的申请，且已获批准，今天就可以上岗。
那天，我早就约好去给Jeanine奶奶送Cami带给她的唐卡。
Jeanine奶奶说要和我去附近的周五市场逛逛，喝杯咖啡，晒晒太阳，然后去公园的湖心餐厅吃饭。
我掂量了一下双脚，摁了摁头天洗杯机门倒在大腿上馈赠的“布鲁斯”淤斑，宁可窝在松软的沙发上，等吃。
（三）一间自己的午休房间
正式上岗了……
阿蓉带着八岁的欢欢经过吧台，娃娃抬头望着妈妈：“哪儿有摄像头呵？”
妈妈说：“有呵，只是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的。”
“哇噻！”
我一丝不苟地穿上最朴实、也最舒服的Skechers运动鞋，里面藏着两个指甲淤紫的脚趾头，想快也跑不动了。但微信运动上，周末三天每天都有一万步左右，是在这近千平米的大舞台上旋转、踢踏、拖移、滑行出来的。我甚至有点小得意——老子终于快赶上长年傲居榜首的拉面店老板娘了。
蒋勋说，疫情期间在池上，医生要他每天至少有一万步的运动量。我粉这位满心悲悯、视觉独特的艺术家；津津有味地听他讲《红楼梦》、庄子、梵高（台湾话他们叫“梵谷”），聊美学，说佛、说爱，读他写生活、品味、孤独……甚至公众号的开篇，直接引用了他的文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因此也爱屋及乌，把“日行万步”写进了自己的健康守则。
手上总有此起彼伏的各种小伤口：
有强药物导致的指头脱皮，被磨得越来越薄的皮肤损伤；
有削皮刀不长眼，划掉一点指甲，顺便掠走一溜儿肉皮儿的；
也有因不了解饮料瓶盖习性被误扎误伤的；
甚至清洗冰激凌勺子的不锈钢盆里，都暗藏杀机。
贴个创可贴吧，不一会儿就被油里来、水里去地泡掉了。
阿宽说，擦桌子的毛巾可以拧干点（这样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补上新的餐巾和餐具）。我说手上有伤，使不大上劲儿，问他有手套吗。他从厨房拎了一只蓝色一次性手套给我，比我的大手还大一个尺寸，戴着松垮垮的，没多久就进水了。
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不戴也罢。
晚上回家脱衣服时，发现猪肝色的纯棉Polo衫背上，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盐霜——哈哈，体力劳动者的标配。远离农田多年后的全新体验！我百感交集，哭笑不得。
我咋咋呼呼地找到梦想成为川菜大厨的小Yu，告诉她这座新大陆，还灵魂拷问人家：“你真想好了哈？以后就走这条路了？每天汗流浃背，衣服酸啾啾臭……”
她说：“谁不想优雅地挣钱啦！”
我又不死心地告诉Cami，她也说是啷个的，她留学时就造过“盐”了。
睡眠紊乱成了新晋餐饮人的新困扰。累困交错，也不能倒头就睡。呃，脱下汗渍渍的战袍，浑身黏糊糊的，睡得着吗？洗完澡头发没有完全吹干就没电了，但过了午夜，仍在翻来覆去地数羊。
早上六点多醒来，感觉湿气积在脑袋里了，懒到七点多，依然头昏脑胀。小时候头晕时，妈妈会用一种叫“晕药”的野草煎鸡蛋给我吃。我去阳台上掐了紫苏叶，做了山寨版晕药。
做文职工作时，偶尔头痛脑热，会耍赖告病不去。现在干上体力活儿，为啥反倒不偷懒了呢？
洗杯机每天要放一块清洁剂进去，杯子洗出来，有时还泡沫拉撒的，但是趁热用干毛巾擦得锃儿亮，哪里看得出它们是怎么变漂亮的。
有个哥们儿想请我下馆子。算老，哪还吃球得下。
呃，从前那些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觥筹交错，杯子里晃动的不仅是琼浆玉液，还有杯壁残留的肥皂水泡泡。
……
我真的有自己的午休房间了。
在我们进餐的角落推门进去、一条长长的乌漆麻黑的过道里、左边第二道门内。
一米五的床，很低，接地气。老板娘给的单人小被子，套着干净的浅色碎花被罩铺在床上。枕芯可能很旧了，薄得聊胜于无。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羽绒枕头和一张大毛巾来。
房间就一张床的长度。床脚边放着一张棕红色两人位正方形餐桌，配了一把套着红色尼龙雕花椅罩的餐椅，椅背上有蝴蝶结。桌边紧挨的柜子上，高高地码着封好的牛皮纸箱，写着“201X年RestoTicket（餐厅小票）”等字样。
我探头探脑地研究，看哪里可能藏着摄像头。虽然极不放心，但还是把被汗水浸得湿乎乎的衣服脱下来，晾在椅背上，把自己裹在毛巾或被子里。只有墙纸上一墙的NewYorkStatueofLiberty（自由女神像）和我对望，或者窥视我熟睡时有没有打呼噜。
哇，两个半小时的中场休息！
娃娃们在对面房间尖叫，或在过道上奔跑，也不会对我造成丝毫影响。半个小时午睡充电、更新腿脚血液，剩下的就是“躺赚”：刷微信、看视频、家国天下、读书、听书。
鲁豫在南方读书节上的演说里提到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我就是在这间全程亮着日光灯的小黑屋里，戴着耳机听完的。听着她关于母亲的掏心挖肺，泪珠静静地滚落在枕头上……
转发在微信里，还写了一小段话：
生老病死自有定数，与其疯魔般矫枉过正，不如云淡风轻地直面。曾经的（外）孙女、现在的女儿、母亲……人生没有任何角色是完美的。无论做什么、怎么做，都有不尽善尽美的可能。Anyway，感谢作者呕心沥血的陈述。
在小屋里，还应景地读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啧啧啧，怎么能在一百年前，就有这么高超的思想意识？一本值得每个女孩至少阅读三遍的书，因为看一遍，不一定能整明白。
……
曾经的比国网友去美国后失联，以及网上盛传的“缅北之灾”，不仅吓得人再不敢相信爱情，甚至午睡也不得安宁。
一个周六下午，老板家两台大马都趁休息时间开出去了。一千平米，只有小房间里的我，和隔壁厨房里弄得哐当哐当、长得像斯大林的洗碗工。
娘哎，万一我睡着了，被弄去卖掉就完蛋了。
火柴棍儿强撑着眼皮不敢睡，直到听到娃儿们的吵闹声，才踏踏实实地昏睡过去。晚餐时跟他们说起，一个个笑得要死。老板娘说，这个洗碗工帮他们十几年了，捡到三千银子都会交还给他们，绝对安全可靠。
我没敢告诉他们：除了毫无了解的洗碗工，我对知根知底的他们，也没有百分百的放心。就像阿蓉用压根不存在的摄像头，提防着外人一样。
朋友圈里，有人在看展，有人在旅行，有人看赛马，有人秀恩爱。
我躺在四平米的小屋里琢磨着：孩子起床了没？饭吃了吗？在打游戏，还是画画？然后发个信息问：
Çava？（你还好吗？）
九月二日，餐馆打工的第四个星期六了。午休期间，刷到凌洁转发的邢教授那篇悲天悯人的《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其实前一天高珊转发截图版时，就读过一遍了。
星期天早上起来，头脑发热，极为不适，仍强撑着出门上工。突然就萌生了要记录这场体验的念头。
但是，史铁生说：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最喜欢星期天下午。
因为做完晚上一餐，第二天就解放了。
（四）周五的颜色
轮椅上的女士在吧台边候着，说要赶紧买单走了，她的同伴还要去赶火车。
如果阿宽正巧不在收银台边，来买单的客人就耐心地等着；或者我安抚一句：他马上会回来的；又或者我差遣一个正在旁边玩儿的小娃去喊他们的爸爸。
“他住在哪里？”
“孔布兰欧蓬（Comblain-au-Pont）那边”。
这不是侍者应有的好奇。阿宽过来了，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
不管每餐的总体业绩如何，却总有一桌早鸟，绕过门前两座高大的白色石狮，在开门的那一刻准点飞进来觅食——不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阴雨蒙蒙的黄昏。
他俩就是这周五晚餐的早鸟。
两辆电动轮椅开进来时显得浩浩荡荡。阿宽把他们安顿在鱼缸前的一个四人位。点了小瓶白水和一杯可乐。我送过去时发现桌上没有水杯，“我去给您拿杯子来。”
“不，拿吸管。”
同时她侧过头问他：“你用吸管喝，对吗？”
后来再经过桌边，发现她举着勺子给他喂食，才明白吸管确实好过杯子。
他们不像通常两人用餐时那样相向而坐，而是坐在离自助餐台近的同一侧，方便“开车”去取食物。
从他们桌边过了几趟，发现一个盘子里剩下不少食物，却再没有动过。我问要不要收走。她说，他吃那些东西有点困难。
我不明白“困难”是什么：是不喜欢某种口感？还是太硬嚼不动？还是有吞咽障碍？
上周末也有个“有困难”的小姑娘。她比常人怕热，她妈妈请求给她一杯额外的冰块，放在面前制冷降温。
我通常用水杯端冰块给对冷饮有额外要求的客人；给这个小姑娘，则特别用半升红酒盅，整了一大盅。也不知道阿宽有没有看出端倪。他若不问，我也不必多言。
如果站着，他们应该属于体态高大魁梧的类型；也可能是轮椅高，把他们托得显高。总之，他们满荡荡地坐在轮椅上。
她远远地伸出胖胳膊给他喂食的情形，牢牢地刻在我的视网膜上。轮椅轮子与餐桌的高度不匹配，他们吃饭时离餐桌的距离，肯定也不是最舒适、最方便的。
细细回想他们宽大的面容：
她比他显老，怕有五十多岁了，穿着红白黑三色印花连衣裙，给他喂食时抬起的胳膊露出下垂的拜拜儿肉；
他则穿着深灰色长袖衬衫，看不出二十，三十，还是四十几；鼓嘟嘟的面庞没有皱纹，只有些剃过的浅黑色络腮胡茬。
他们买单离开前，去了趟离吧台十来米远的厕所。
两辆车以他们自创的“交通规则”，在厕所外的过道上“错车”。男的把轮椅稍微退旁边一点，让迎面过去的女的经过，自己再开出来。
远远地，我用余光瞟到他们默契地配合：“他们是朋友，还是情侣？是母子，亦或是轮椅协会里命运相似的“会员”？
轮椅是他们的腿脚，她还兼任他的手。
他们沿着车水马龙的公路，开着轮椅去火车站了？
各种机动车呼啸而过，两个敦实的身体被车流衬托得脆弱而渺小……
暮色越浓，客人越稠，甚至超过了惯常的周五之夜。厅堂虽未满座，但每个角落都星罗棋布，人头攒动。
八九点时，老板推了餐车从厨房出来，看口型是喊“吃饭了”。大家各自忙着，过了好一阵，终于阿蓉到吧台来换岗，我才得以脱身去员工餐桌把饭吃了。
自始至终一个人，连个娃娃都不来。周末嘛，他们早前啃过面包，九点过了，一个个还活叉叉地钉在非开放区，目不转睛地看Ipad。
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能六大三小同时进餐的。
吃了一肚子寂寥后，我推车去巡逻，收拾用过的盘子。
7号桌四世同桌的家庭很礼貌地向我要一瓶啤酒、一大瓶无糖可乐。我擦完桌子满手泡沫，就向正巧来送饮品、后又转身离去的阿宽吼了一声。
他掉头回吼了一句什么，又指了指吧台。闹哄哄的，我什么也没听清，只从他解释的时间长度感到：这活儿得我自己去干了。
于是把推车临时停靠在一个不碍事儿的档口，跑回吧台给他们倒了啤酒，拎了可乐过来。
继续推着车前往9号桌……
9号八人长桌本来有四五个大人。我经过时，只有一对男女和两个带着平板电脑的孩子在坚守阵地了。
女的在津津有味地给邻座说着什么。我零零碎碎地捕捉、拼凑的只言片语，隐隐约约地，感到一丝星期五的暗黑。
说到“暗黑”。
阿宽吃饭时，我去储藏室抱了一箱粉酒出来补货。划了虚线的纸皮开口怎么也摁不破，就用开瓶器的尖尖撬。纸箱倒是撬开了，没想到里面的塑料包装也损伤了。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硬着头皮走到好不容易得空吃饭的阿宽面前：“出了个状况……可以将酒倒进另一个袋子吗？”
“不行，只能立着放。”
哎，希望周六人潮蠢动，三下五除二，把这瓶站着的20升粉酒放倒。
……
吧台有个女娃在等着要一小盅红酒。阿宽是丢盔弃甲般地跑去储藏室补货了吗？
未满四分之一的酒盅撂在那里，干瘪的红酒袋从纸箱里抽出来，兀自瘫在吧台上——
像快要输完的血袋，又像一个自己就没吃饱饭的母亲，被胖小儿吸干乳汁，只剩下挂着的、微渺生机的空捞捞乳房。
阿宽迟迟不回，那位女士竟还耐心等着。
我探头看看储藏室，灯暗着，以为库存缺货，他到别处找酒去了。跟吧台外的女士说：“我看看去。”
跑进储藏室，红酒还很多呀！抱了一箱出去。这家伙上哪儿去了呢？
给那位耐心的女士倒酒时，酒盅漫过了瓶颈，仿佛要用那多出的半厘米，补偿她在吧台外久久的张望和漫长的等待。
……
后来一起擦杯子时，阿蓉告诉我：有两个人坐在最远的角落，勘察现场，伺机行事。像陀螺般旋转的我和阿宽，都没注意到他们。
我浑身汗毛竖起来：9号台的客人被拎包了！
原来这才是当晚“暗黑”的密码……
客人逮着阿宽讲了半天不肯离开。阿宽和老板钉在9号桌边，比划了良久。
再次经过案发点时，那位主播女士按着一张纸，请邻桌客人写着什么——也许是留联系方式，用于将来作证？
再后来，终于看到那位倒霉蛋了，脸上写着大大的“包丢了”。
她的社牛亲友低声劝慰：“一辈子要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总在边走边学。”
我想，如果她讲中文，应该是：“吃一堑，长一智。”
起稿于2023年9月的某天，结于2026年1月4日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