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女士在吧台边候着，说要赶紧买单走了，她的同伴还要去赶火车。
如果阿宽正巧不在收银台边，来买单的客人就耐心地等着；或者我“安抚”一句：他马上会回来的；又或者我差遣一个正在旁边玩儿的小娃去喊他们的爸爸。
“他住在哪里？”
“孔布兰欧蓬（Comblain-au-Pont）那边”。
这不是侍者应有的好奇。阿宽过来了，我们的对话到此结束。
不管每餐的总体业绩如何，却总有一桌早鸟，绕过门前两座高大的白色石狮，在开门的那一刻准点飞进来觅食——不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阴雨蒙蒙的黄昏。
他俩就是这周五晚餐的早鸟。
两辆电动轮椅开进来时显得“浩浩荡荡”。阿宽把他们安顿在鱼缸前的一个四人位。点了小瓶白水和一杯可乐。我送过去时发现桌上没有水杯，说：“我去给您拿杯子来。”
她说：“不，拿吸管。”
同时侧过头问他：“你用吸管喝，对吗？”
后来再经过桌边，发现她举着勺子给他喂食，才明白吸管确实好过杯子。
他们不像通常两人用餐时那样相向而坐，而是坐在离自助餐台近的同一侧，方便“开车”去取食物。
从他们桌边过了几趟，发现一个盘子里剩下不少食物，却再没有动过。我问要不要收走。她说，他吃那些东西有点困难。
我不明白是什么“困难”：是不喜欢某种口感？还是太硬嚼不动？还是有吞咽障碍？
上周末也有个“有困难”的小姑娘。她比常人怕热，她妈妈请求给她一杯额外的冰块，放在面前“制冷降温”。
我通常用水杯端冰块给对“冷饮”有额外要求的客人；给这个小姑娘，则特别用半升红酒盅，整了一大盅。也不知道阿宽有没有看出端倪。他若不问，我也不必多言。
如果站着，他们应该属于体态高大魁梧的类型；也可能是轮椅高，把他们托得显高。总之，他们满荡荡地坐在轮椅上。
她远远地伸出胖胳膊给他喂食的情形，牢牢地刻在我的视网膜上。轮椅轮子与餐桌的高度不匹配，他们吃饭时离餐桌的距离，肯定也不是最舒适、最方便的。
细细回想他们宽大的面容：
她比他显老，怕有五十多岁了，穿着红白黑三色印花连衣裙，给他喂食时抬起的胳膊露出下垂的“拜拜儿肉”；
他则穿着深灰色长袖衬衫，看不出二十，三十，还是四十几；鼓嘟嘟的面庞没有皱纹，只有些剃过的浅黑色络腮胡茬。
他们买单离开前，去了趟离吧台十来米远的厕所。
两辆车以他们自创的“交通规则”，在厕所外的过道上“错车”。男的把轮椅稍微退旁边一点，让迎面过去的女的经过，自己再开出来。
远远地，我用余光瞟到他们默契地配合：“他们是朋友，还是情侣？是母子，亦或是轮椅“协会”里命运相似的“蚱蜢”？
她兼任他的手，轮椅是腿脚。
他们情同手足，“推”着我去好奇：
他们是否有特别的方式上下私家车？
如果没有，去火车站是赶公交吗？
不然呢？
我想象着他们沿着车水马龙的公路，开着轮椅去火车站的画面。
各种机动车呼啸而过，两个敦实的身体被车流衬托得脆弱而渺小……
如果阿宽再晚点来到收银台，这些“好奇”也许就有答案了。
暮色渐浓，客人越稠，甚至超过了惯常的周五之夜。厅堂虽未满座，但每个角落都星罗棋布，人头攒动。
八九点时，老板推了餐车从厨房出来，看口型是喊“吃饭了”。大家各自忙着，过了好一阵，终于阿蓉到吧台来“站岗”，我才得以脱身去员工餐桌把饭吃了。
自始至终一个人，连个娃娃都不来。周末嘛，他们早前啃过面包，九点过了，一个个还活叉叉地钉在“非开放区”的桌边，目不转睛地看Ipad。
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能六大三小同时进餐的。
吃了一肚子寂寥后，我推车去巡逻，收拾用过的盘子盘。
7 号桌四世同桌的家庭很礼貌地向我要一瓶啤酒、一大瓶无糖可乐。我擦完桌子满手泡沫，就向正巧来送饮品、后又转身离去的阿宽吼了一声。
他掉头回吼了一句什么，又指了指吧台。闹哄哄的，我什么也没听清，只从他解释的时间长度感到：这活儿得我自己去干了。
于是把推车临时停靠在一个不碍事儿的档口，跑回吧台给他们倒了啤酒，拎了可乐过来。
继续推着车前往 9 号桌……
9 号八人长桌本来有四五个大人。我经过时，只有一对男女和两个带着平板电脑的孩子坚守阵地。
女的在津津有味地给邻座客人说着什么。我零零碎碎地捕捉、拼凑她的只言片语，隐隐约约，感到一丝星期五的暗黑。
说到“暗黑”。
阿宽吃饭时，我去储藏室抱了一箱粉酒出来补货。划了虚线的纸皮开口怎么也摁不破，就用开瓶器的尖尖撬。纸箱倒是撬开了，没想到里面的塑料包装也损伤了。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硬着头皮走到好不容易得空吃饭的阿宽面前，说：“出了个状况……可以将酒倒进另一个袋子吗？”
“不行，只能立着放。”
哎，希望周六人潮蠢动，三下五除二，把这站着的 20 升粉酒“放倒”。
……
吧台有个女娃在等着要一小盅红酒。阿宽是丢盔弃甲般地跑去储藏室补货了吗？
未满四分之一的酒盅撂在那里，干瘪的红酒袋从纸箱里抽出来，兀自瘫在吧台上——
像快要输完的血袋，
又像一个自己就没吃饱饭的母亲，被胖小儿吸干乳汁，只剩下挂着的、微渺生机的空捞捞乳房。
阿宽迟迟不回，那位女士竟还耐心等着。
我探头看看储藏室，灯暗着，以为库存缺货，他到别处找酒去了。跟吧台外的女士说：“我看看去。”
跑进储藏室，红酒还很多呀！抱了一箱出去。这家伙上哪儿去了呢？
给那位耐心的女士倒酒时，酒盅漫过了瓶颈，仿佛要用那多出的半厘米，补偿她在吧台外久久的张望和漫长的等待。
……
后来一起擦杯子时，阿蓉告诉我：有两个人坐在最远的角落，勘察现场，伺机行事。像陀螺般旋转的我和阿宽，都没注意到他们。
我浑身汗毛竖起来。
9 号台的客人被拎包了！
原来这才是当晚“暗黑”的密码……
客人逮着阿宽讲了半天不肯离开。阿宽和老板钉在 9 号桌边，比划了良久。
再次经过“案发点”时，那位“主播”女士按着一张纸，请邻桌客人写着什么——也许是留联系方式，用于将来作证？
再后来，终于看到那位倒霉蛋了，脸上写着大大的“包丢了”。
她的“社牛”亲友低声“劝慰”道：一辈子要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总在边走边学。
我想，如果她讲中文，我听到的应该是：
“吃一堑，长一智。”
2023.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