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拐棒胡同里有公认的三大贤者，一位是世家出身的关先生，一位是卢大夫，再一位就是我母亲。
关先生是官称，大人小孩都这样叫，他住在一号大杂院的北屋，他家有个很古旧的黑彤彤的大写字台，墙上原来是有条幅的，后来没有了。桌子上边有笔架，大砚台，铺着宣纸，好像永远有写不完的字，也可以随时拿起毛笔写字似的，他就是坐在这张大桌子后边，应询处理胡同里各种事。再后边是一张大木床，他老婆是西拐棒胡同最胖的女人，也曾经是大家闺秀，常年不见她出屋，总坐在大木床上织毛活，也好像永远有织不完的活。
关先生五十来岁，儒雅随和，不苟言笑，办事认真，不管是谁来问事，都一样对待，不是查阅书目就是回头与老婆叨咕几句，好像在探讨商量，由关先生口头讲解一番，有时就写在宣纸上，让来人拿走。
来人有的拿来几块红薯，有的提一网兜苹果，就是任嘛没拿，关先生从不计较，也从不以有无拿东西为标准，照旧该怎样还怎样。
关先生看事是极准的，是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验证，验证的效果写在了西拐棒胡同人们的心里，尤其是他的为人处世，更像是一个圣人，在人们口中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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