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首先提出道统论，认为儒家正统思想的传承脉络是，自尧、舜、禹、汤、文、武，而周公、孔子，而孟子。
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周公法圣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乐法制度；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创立儒学，为儒家公认的圣人；孟子认为，到了战国时代，异端邪说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只有孔子的儒学，才是正学，才是国家大治的指导思想。而五百年之后，得孔子正统的，“舍我其谁”，只有他孟子。
《大学》和《中庸》原为《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特别推崇这两篇文章。朱熹认为儒学的传承，在孟子以后就没有人能真正讲清楚儒学的正统思想了，直到出现了二程。他以周敦颐和二程的传人自居，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称为“四书”，实际上是说儒家思想的精华都在这四本书里了。
朱熹花了毕生的精力，对四书进行了解读，写出了《四书章句集注》一套巨著。
随后，程朱理学确立了其在儒学中的正统地位，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的必读教材，应试者答题都不能偏离朱熹的解释。
科举制度上的这种安排，更加巩固了朱熹理学的地位，读书人个个崇尚朱熹理学，虽然不乏为“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而从事举业的正人君子，但太多的人只是为了谋一个出身，获得一份俸禄，朱熹理学成为他们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的手段和跳板，因此对《四书》的理解越来越变得刻板，读书人把精神头都用在文义上去了，而抛弃了儒家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情怀，或者说完全忘记了几千年儒家坚持的“学”的本意，就是把治学的“心”弄丢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大学招生只看考生的分数，不看学生的品德，即使有品德科目，也是只看分数，而不看行为。就是说，只考察术，而把道扔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就有学者认为，科举取士，相对于举孝廉制度，是历史的大倒退。
正是看到儒学传承中的这种积弊，王阳明创立了良知之学，即阳明心学。
心学的思想在程颢那里就有了，接着有陆九渊的心学，到了明朝，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前辈，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王阳明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主张与朱熹理学区别开来，认为良知之学才是圣学，就是说他的志向最大；其次，王阳明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讲学上，走到哪里，讲座就开到哪里，阳明门人遍天下，深入士人的各个层级，影响广泛而深远；再次，阳明的弟子都是笃信心学，较少名利思想，因此学生自觉地不断发展新人，壮大阳明学派；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阳明不是一个只会读书做学问的腐儒，而是一个真正知行合一的实践派，不但德行高尚，而且功业卓著，他是不少人心中的模范和伟人。王阳明的立德和立功，对其立言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阳明较少提及前辈吴与弼与陈献章师徒，基本上说良知之学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和朱熹一样推崇周敦颐和二程（朱熹更倾向于程颐，而王阳明更偏爱程颢）。
孟子说自己是孔子五百年后的第一人，很少说自己是曾子或者子思的传人，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表明，追本溯源，学问的源头是纯正的。
王阳明也是推崇《四书》的，但是他不认同朱熹修订的《大学》和《中庸》的版本，王阳明采用礼记里的古本，并分别有自己的注解。王阳明和朱熹在四书上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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