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斯大林突然批示：“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大批知识分子流亡他乡，永生未能回到故土，也有很多人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方式与人生对话。叶塞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不和，但却有了同样的归宿，1925年叶塞宁自缢，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吞枪。
斯大林有一次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问，曼德尔施塔姆到底是不是大师，帕说两人来往不多，写作风格也完全不同，但他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很重要的诗人。据说，帕斯捷尔纳克事后一直为自己含糊不清的回答而后悔。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主流的永远异见者，遑论被利用为展品和喉舌，无怪乎有诗人之“死”了。
苏联诗人布洛克在著名诗篇《俄罗斯》中说：“我到底还是热爱俄罗斯的。仇恨式的爱，这大概能更准确地表达我对俄罗斯的感情。”
俄罗斯诗歌女皇阿赫玛托娃一生凄凉。丈夫古米廖夫被处死，儿子则两次入狱，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写到：丢弃国土任敌人蹂躏的人，/我绝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粗俗的献媚我绝不聆听，/我的诗歌也绝不向他们献呈。/ ……漂流者啊！你们的道路黑暗漫长，/异乡的谷物散发着艾蒿的清香
阿赫玛托娃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用宽慰的口吻召唤我：/“到这里来吧，”他说/“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永远地放弃俄国。/我会洗净你手上的血，/清除你心中的耻辱，/我以新的名义抵销你的委屈/和遭受打击的种种痛楚。/可是我安然冷漠地/用双手堵住自己的耳朵，/不让这污言秽语/玷污悲痛的心窝”
诺奖女作家赫塔穆勒曾经长期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她曾说：“我一直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将整个国家窃为己有，直至山河破碎，政权徒留？人类对自己的同胞究竟可以做出怎样令人发指的行径？”
跟俄罗斯一样，东欧文学在极权制度之下曾极度繁华。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诺曼·马内阿曾说“罗马尼亚文学被迫在隐蔽而机敏的符号中寻找避难所，以含糊不明的形式生存下来”。1986年，马内阿被迫离开祖国。
九十年代之后，俄罗斯与东欧文学迅速衰落。马内阿对此早有预言：“我们想知道，那些写于战后东欧的文学还能剩下什么，这些文学能否在没有约束的氛围里找到新生的力量。”
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代表大会”可以充分看到东欧作家的品格。捷共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亨德利赫参会，身为党员的昆德拉发言说：“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另一个党员作家瓦丘利克的发言：“政府倒下去，公民就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立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公民是倒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准备讨好敌人，说他们是倒在绞刑架上的。只有几十个或几百个公民会有这样的遭遇。”
继续瓦丘利克的发言：“只有在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改变人的眼睛。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唯一有价值的理想--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公民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