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称谭嗣同:为国流血第一士。

1895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大片领土的割让、巨额的赔款、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其他列强的利益均沾，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又一次狂潮，使得中华民族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消息传到国内，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新界和威海卫，全国人心激愤。

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京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光绪招谭嗣同入京，并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人士的信任，让谭嗣同无比感动，他觉得自己实现抱负的时刻终于到了，甚至于他都觉得马上就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看到人民幸福和谐的未来。

然而，一切都如黄粱美梦一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下旬，慈禧太后密谋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

从六月份正式开始变法，到九月的光绪被囚、变法失败，仅仅只有103天，即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谭嗣同听到政变的消息并不惊慌，反而多方活动，期望能营救出光绪皇帝，继续实行变革。但终究因行动匆忙、未能详细筹划而皆落空。

此时有人劝他赶紧离开，并且日本使馆也向他抛来橄榄枝，表示能够给他提供“保护”，但他都拒绝了。

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同年9月24日，慷慨就义，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是谭嗣同在狱中的绝命诗，语出铿锵，气势雄浑。

《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清•谭嗣同

赏析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

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止

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在逃亡中投宿时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

望门投止：望门投宿。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凡接纳其投宿的人家，均不畏牵连，乐于接待。事见《后汉书·张俭传》。

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

这句是说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忍死：装死。须臾：不长的时间。

杜根：东汉末年定陵人，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其上书要求太后还政，太后大怒，命人以袋装之而摔死，行刑者慕杜根为人，不用力，欲待其出宫而释之。太后疑，派人查之，见杜根眼中生蛆，乃信其死。杜根终得以脱。事见《后汉书·杜根传》。

这句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杜根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

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自仰天大笑，慷慨赴死。

横刀：屠刀，意谓就义。

这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

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两昆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康有为和浏阳侠客大刀王五；其二为“去”指康有为（按：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潜逃出京，后逃往日本），“留”指自己。

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

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

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

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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