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明走了的消息是一个保健员告诉坦人的。
村上的保健员给村民治病救命几十年，如今的政策却限制他们给患者打针吊瓶子。
村间的穷困百姓头疼脑热，腰酸腿困的普通病，缺钱又农忙就只得请保健员医治，个别的保健员便“违规”给患者服务。
坦人去老家乡下正好碰见邻村的保健员给患感冒的乡亲吊针，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杨德明过世。
坦人的母亲1958年秋后病逝不久，生产队的领导就强迫父亲去百里之外的水利工地做工。年迈的奶奶和不满十岁的坦人及四五岁的妹妹无法正常生活，父亲就领着一家人投靠邻村的叔叔。叔叔是父亲的亲弟弟，让临时照看一下母亲和侄儿侄女。
叔叔家没有多余的房屋就在姓元的一户人家借了不大的两孔土窑。一年后才在叔叔家庄子旁苫了一间茅草房，一家人就从姓元的土窑里搬到自己苫的茅草房里。这时候奶奶已经过世了，是在姓元的土窑里过世的。
姓元的土窑就在杨德明家隔壁，搬到自己的茅草房里去杨德明家也不过一百步。坦人和楊德明上学一路走，下课一起玩，拾柴拾牛粪挖野菜基本形影不离。
坦人一家在叔叔家旁边住了大致上三个年头又返回原藉，和杨德明及其他小朋友的接触就很少了。
在生产队劳动和打工的年代里隔一段时间去看望叔叔一家人，偶尔碰见杨德明就相互拉几句家常。
和杨德明相识时八九岁，离别时十一二岁，并不像成年人的相互交识，因此偶尔的见面所交流的内容也就不怎么宽泛和深刻。
叔叔和叔母过世后坦人就很少去叔叔家，叔叔家的邻居也遇面的很少。
前年的一天乡亲黑土地先生约坦人去看望楊尹滩。杨尹滩是杨德明的侄儿，两家是邻居。
杨尹滩也是坦人小时候的朋友，上学、拾柴火、挖野菜的伙伴。一家几代人会演唱秦腔，并在农闲时演自制的牛皮灯影戏。
和杨尹滩聊罢出来正好碰见杨德明。杨德明很热情地邀坦人和黑土地到家里坐坐。
庄子周围宽敞整洁，房子高大漂亮，室内摆设相对豪华。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家里当时就老两口和上小学的孙子。
老婆的娘家和坦人是同一个行政村。坦人开玩笑说：“七十年代初你是个大姑娘了。我在生产大队当差常去你们生产队，你应该是有印象的，怎么说不认识？看来当时不是你没姿势就是我没情况。”惹得大家笑。
闲谈间杨德明说包产到户后他一方面务农，一方面抽空到周围的县市算卦，那些当干部的和有钱人很好哄。每年大致弄个七八千块钱，除了补贴家庭生活其余的用于喝酒吸烟。乡亲邻居不服气他有钱，但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好几年后才发现他在远处糊弄那些有钱的人。
同时还说自己喝酒太贪杯，往往大醉，损伤了身体，近几年戒烟戒酒了。
杨德明取出好烟好酒让坦人和黑土地享用，自己真的戒了。
回顾了当年的童趣和互叙大半生的艰辛与快乐后要求坦人给他写两绺字。
坦人的笔墨和宣纸就在黑土地的小车上，便给杨德明写了几绺字。
杨德明老两口真心挽留坦人和黑土地晚上住在家里再谝闲传。由于黑土地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留守，便和坦人一道辞别。
给乡亲吊针的保健员说杨德明感到胸闷气喘就给他打电话，他赶到杨德明家时杨德明已咽了气。从他接到电话直至骑摩托车赶到现场就是十分钟左右。
坦人认为杨德明走的干散利落，是他的福气。七十岁的年龄了没必要顽固地坚持。多数的老年人走不起身，卧床几个月甚至数年，本身痛苦，儿女受累。
坦人心想自己正是走的最佳年龄段，能像杨德明一样趁点小病十头八分钟一走了之，便是大福。可恐怕没有那种积修。如果宁要寻死也简单方便，不过那种方式有点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