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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将无同》
担任中正者，本人必须是二品。司徒左西属是司徒府的官吏，“主定九品”，有时还可兼中正，自然也应是二品。我们看到，被中正定为二品的人往往可以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这些职务正是阎缵所提到的。因此，阎缵批评“豪族”垄断这些职务与刘毅、段灼批评他们垄断上品当是一回事。换言之，正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上品，所以才能位居上述职务。
固然势族只要稳定地、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演变为世族，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在魏晋时期，势族不等于世族。势族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稳固。
西晋一朝，人们对中正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势族凭资垄断上品。第二，中正不遵乡论。
魏晋政权的势族基本就是由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高等世族与这些有“经国才略”的卑微之士组成的。此时，他们的利益又与魏晋中央政权紧密相连了。
州中正一人说了算是不符合司马懿本意的。司马懿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但并不反对乡里清议，他所要做的正是要使乡里清议摆脱地方郡姓的控制。然而，这一时期势族正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改造成一项特权制度。西晋皇权无力根本扭转这一局面，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加以限制，试图使中正制度不至于完全背离当初创建它的目的。
中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既然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化成一种特权制度，它就不再是仅仅与察举制相联系了，而更多的则是与汉代的任子制存在某种继承关系。
虽然高官子弟除去任子制度外，还可以从其他途径入仕，如察举、征辟等等，但这毕竟不属于特权制度，其他人士如一般的地方郡姓也可由此途上升。
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说得明确些，高官子弟是以族的规模进入政治舞台的，官之为族终于实现了。这在汉代是缺乏保障的。汉代某些高官家族后来演化为累世相承地做官的世家大族，与其说是靠任子制，倒不如说是靠累世通经，察举入仕更为接近事实。
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皇权极度衰落。九品中正制度愈来愈成为大族手中的特权工具。中正不行清议之权是可以想象的。
梁武帝重视儒家学说，重视清议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高门甲族的门地特权。正是在此时，清议之权又转回中正手中。这似乎可以说明中正定品的原则有了变化，高门子弟虽然有“门地二品”的特权，但涉及德行的清议也是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
乡品与起家官品有相差三级、四级、五级者。二者在品的次第上并无固定联系，宫崎氏的相差四级说是不能成立的。
就个人的乡品与任官而言，乡品决定的只是他可以担任哪些具体官职。当时人从不提乡品的等级与官品的等级有何联系。
不论是公府掾、祭酒，或是东宫官属、诸王师友文学等职，都是属官一类的职务，而不是独当一面的官职。前者一般来说是高官势族的属官，后者则是皇族的属官，担任此类职务，大约就意味着与最上层建立了联系，由此可以得到其庇护与推荐。这对于以后进一步升迁是大有好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