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想象一下，你遭到天谴，必须把一颗大石球推上山。你别无选择，只好往手心里吐口水，开始认真工作。你用全身的力量顶住那颗浑圆的石头，慢慢往山上推去，汗水从你的额头滴了下来，你双手流血，用整个身体撑着石球，你的脸颊紧紧地压在那坚硬的石头上，满脸因疼痛而扭曲。但是你继续推着，一步又一步，石球滚了一圈，又是一圈。

渐渐地，你忘记了一切周遭发生的事，不再想昨天或明天，天地间只剩下你跟石头，你仿佛跟石头合为一体。你忘记了时间，直到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到了山顶。终于到了！但是当你一意识到这件事，石头就从你手中滑走，滚往山下去了。一切辛苦都白费了。这个工作毫无意义。

此时你听到诸神的笑声。他们对你呼唤：“这就是你的命运！你必须一再地推这个石头上山。而且每次它都将再度滚下山去。”

你挫败地往山下走，朝着山下的石头走去。你深深吸一口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块石头是我的命运，我的使命。”你这么想。到了山下，你再度投入这项任务，开始顶那颗石头——不是因为诸神要求你，完全只因为你愿意这么做，你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并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思考来自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960年），他是除了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与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986年）之外，最为人所知的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类是孤立无援的存在——处在没有上帝、没有命运也没有计划的世界里。存在主义者思索着人类的存在，也关注人生黑暗的一面——死亡、恐惧、绝望与荒谬。然而超越这些现象的是，人类有绝对的自由，如同黑暗世界里的一道光芒。萨特认为，人类是由自己造就而成的，其本质就是没有本质，也就是变化多端的存在，能由自己变成一切。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辞去工作，结束一段关系，移居国外，把一切抛在脑后——我们的人生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撰述了讨论荒谬性的哲学，他认为，上帝既不存在，世界也没有意义，我们生活在没有边际的宇宙里，住在行星的表壳上，位于银河系边缘的某处。日复一日我们出门上班，完成我们的工作，晚上喝点啤酒，然后躺下来睡觉，我们如此生活，仿佛不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死去。可是死亡是确定的，我们死亡之后，一切就结束了，然而世界会继续运转，好像我们从不曾存在。人类有一天也将完全灭绝，而且不会有人在乎。我们的一生，就像朝生暮死的蜉蝣。

生命没有意义，这种想法常常为我们所排斥或遗忘，我们如此做事，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皆有意义可言，我们把自己跟我们的计划看得很重要。我们追求各种目标，也为我们的未来做各种准备。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确实只能这么做。尽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究竟说来，这一切毫无意义。

加缪认为，荒谬性就是建立在这一组对照上：人类会寻求意义，会追求目标，会为自己打算，实际上却处在漫无边际、没有意义的宇宙里。这种荒谬性，就如同西西弗斯的处境，他也被迫从每日的劳动里找出意义来。然而终归而言，他很清楚一点：石头会再度滚下山。根据加缪所想，我们的人生就像“西西弗斯的任务”，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行动，没有用处，也不会成功。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加缪认为，“我们必须把西西弗斯想象为幸福的人”。人生的毫无意义，对加缪而言，既不该让人绝望，也不该让人逃避到幻觉里，更不是自我了断的理由。正好相反：我们应该充分享受我们存在的一切面貌，尽可能积极地把此时此刻过得更好；意识到人生的荒谬性，就等于发现我们的自由。

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规范、义务、计划、忧虑等都变得无关紧要，它们随意地运作着，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唯一能决定我们该怎么办的，唯有我们自己，我们终于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这种感觉真是棒得不得了。

西西弗斯体认到，那块石头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命运只属于他自己”，加缪写道。这是他觉得幸福之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全人类，在没有上帝的宇宙中，不存在任何计划，除非我们自己打造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如加缪所写，就是“他自己人生的主宰”，自己命运的舵手，他过着自主、完全清醒、充满热情、富好奇心且充实的生活，而且他一再地反抗其荒谬的命运，“没有任何命运是不能用鄙视加以超越的”，加缪又写道。

人类唯一的尊严，就在于其有这种反叛的姿态，这种反叛同时是加缪人性伦理学的基础（以情感为核心的伦理学）——因为对非人处境与苦难感到愤怒，人们从孤独中走出，与身边的人团结起来，在反叛之中，人从“孤立”（solitaire）变得“团结”（solidaire），也就是从独行者变成团体中的一员。他开始捍卫某个将他与其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事物，并为之奋斗，那就是人类的尊严。

本文摘抄自伊夫·博萨尔特的《如果没有今天，明天会不会有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