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是唐玄宗时期天宝末年因安禄山反叛掀起的一场风雨，耗时8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后世文人尤其是中唐以来的唐诗创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笔记中关于写安史乱的作品中，就有45种，有写了分析安史乱原因的、记述动乱状况的、总结历史教训的，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而在这场政治浩劫中和创作高峰中，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诗史”杜甫，这位在中国诗界与李白双峰并峙，双星同耀的“大咖”，其成就是离不开其所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的。

李白这位大天才在盛唐诗坛创造了传奇，若没有兼收并蓄的社会经济文化，他浪漫又瑰伟的诗风也不会达到自由不羁的理想高度和生命的厚度，那么，杜甫笔下的博大和健全、深厚和沉着，也往往和他的出身及经历密不可分，尤其在这场中国封建时代兴衰更迭的战乱中，对于正逢其时的杜甫还有他的诗歌创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杜甫出生在世代都有读书官宦的传统家族中，自小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幼年早慧，才华横溢，弱冠后南北几次漫游十余载，有着丰富的游历经验，早年就立志报国。20岁开始进京赶考，屡次不第，后来因写了三篇《大理赋》献给玄宗得到赏识被予特权单独考试，4年后才得到回信，也只是得到了个县尉小官，但他从来不傍依权贵，谄媚奉承，在为官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不愿沾染权贵的恶臭。

杜甫笔下的诗，勾勒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碰撞更改的盛衰。25岁那年，他落榜登泰山，写下了第一篇《望岳》，诗中饱含了他对大自然的深切热爱，除了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的浩荡中，我们能瞥见这位诗人开阔胸襟外，还能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看到诗人的意气，这时他的精神风貌还有诗歌风格，都像那个盛世时代一般昂扬、一样饱满的，在怀才不遇的境遇中，他依然保持高度的自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开头就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体现出“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的才华自矜，表达“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贞报国的孜孜追求。

但世事变化让他渐渐从梦里走出来，忠君报国梦在现实的窘迫中一步步成为奄奄一息的影子，在时代的动荡中缩成一片枯叶。

安史乱的爆发不是一夜之间的，而是危机四伏的社会背景下朝政涣散，奸臣贪权日益积攒野心带来的后果，杜甫这位关心社会生活的诗人，困居长安的10年里，非但没有实现政治抱负，反而亲眼目睹他的时代和社会在慢慢褪去以往的华丽，随之而来的是朝政的腐败和下层生活的民不聊生仕途不顺，他处处碰壁，其父亲也离开了人世，逐渐步入下层人民的生活，贴近社会最底层，体验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感受到“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辛酸，渐渐地，他的诗歌创作离不开他生活地所见所闻了，笔下皆是切身体会民众痛苦的申诉。在颠沛流离生活之道上，他以“一布衣”的身份和视角，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这些都是奠定他诗歌形成现实主义之风的基础。

动乱之前，他往奉先县与家人会合，在安顿好妻子儿女之后，不忍心把民族和人民抛诸脑后，凭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意念和夙愿，冒着被叛军俘虏和被杀的危险，毅然要奔到君王身边去，为国家效力。

安史乱前后，杜甫诗歌中，变的是由幼年、少年、到青年的“开元盛世”的创作背景；从“稻米流脂书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足生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背后民族矛盾、国家危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没落；变的是笔下的风景、人世、国家命运。不变的是满腔家国正义的儒士情怀，正直、忠君、爱国是他一生积极入世的准则。

他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儒家道德“正”的典范，把时刻挂念着家国的心揉碎了化在笔墨之中，用一种炽热又沉痛的情感渗进诗里，不选择归隐，也不乐意奉承，不在其位却费心谋政，不弃仕途，不二于君王，一介布衣的笔，一身颠沛，一生失意，他一生一千多篇作品中，承载着的是一个独行者对一个时代和家国的深切关爱，流淌着的是一个忠君爱国者至死不渝的哀痛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