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皖北沿淮半岗的乡村集市上，偶遇一位会打算盘的老先生。姓张，今年恰好88岁，米寿。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于我来说，那是久违了的节奏和场景。
（前不久，我在沿淮半岗的乡村集市上，偶遇一位会打算盘的老先生。）
我刚记事时，村里有位姓杨的老者。那时幼小的我觉得，他已是很大很大的年纪。至少，该是七八十岁吧。脸面，胡子，都不记得了。偏记得，他有两撮显眼的白眉毛。那是年长的标志。
在一个村子里，他是惟一会打算盘的人。好像是给生产队里算账，他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嘴里小声念叨着口诀。而且听起来，还有节奏。站在不远处，我看他打算盘，能看个小半天不动身。
村里的人都称他老先生。据说，杨老先生早年间念过私塾，给外村有钱人家管过账。生产队请他当会计，他不干。但年终帮着算算账，倒是很乐意。
还有一位王老先生，也有很厚的私塾的底子。动不动就“之乎者也”，可惜农业活不咋样。因为这个，生产队安排他喂养耕牛。这是个相对轻省些的岗位。喂牛的场所，就在大晒场的边上，几间社屋。那里有十来条耕牛，有成堆的草料，还有老先生一肚子的“子曰诗云”。空闲下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这些小不点儿，讲“人有冲天之志，无运不能自通”的话。
王老先生这话，我太小，听不懂。但我父亲听得懂。那时，父亲已从中学毕业，结婚生子也没几年。他听着老先生讲古的话，在村里教学点当了民办教师。人也都称呼他老师，或者先生。
我父亲这个先生，教村里孩子识字念书，是主业。先在王老先生喂牛的地方做课堂。那里有喂牛的牛槽，我和同伴就趴在牛槽上写字。放学了，耕牛归槽，课堂又成了牛屋。老少爷们都戏称，我父亲是“牛槽学校”的先生。后来，在村中心地带盖了两间专门的教室，教学点的条件才有改善。
副业呢，则是给村里人家代写信件。通常是傍晚时分，人家来请我父亲这个先生。不论有多忙，父亲都是有情必到。到得人家里，在煤油灯，先把远方来信，念给主人家听。主人家需要回信，讲些啥内容，都由我父亲在专门的信纸上写出来——跟学生写作文一个样，先打草稿，再根据主人家的意思，改一改，最后誊写一遍。装信封，封口，还得在信封上写好收寄人的姓名和地址。我有时候跟着父亲去玩，总能听到人家对自己的孩子说，要好好上学，长大了自己写信，不麻烦先生的话。
父亲还有个副业，就是过年之前，为村里人家写春联。一进腊月，他就进县城，买齐毛笔墨汁，以及新出的一册新春联。过了祭灶，村里人陆陆续续把春联红纸送到我家。父亲拉开大桌子，计算每家每户大门、小门的数量，裁纸、叠纸，新毛笔蘸墨汁，开写。裁下的边角料，用来写小福字。一户人家写好后，晾干，叠好，在背面注明姓名，便于人家来取时查找。
通常，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的早晨。等最后一户人家取走后，才能写自家的春联。因此，每年春节时，我家贴春联，都要比人家晚些。为这，父亲没少受家人的埋怨。父亲却很坦然。他总是说，谁叫我是先生呢，一个村子里住着，应当应分的事。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上学念书，父亲代人写信、写春联的副业，延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初，才画上句号。
杨老先生于七十年代去世，王老先生在八十年代故去。我父亲这个先生，在九十年代后期，转为公办教师，成了端公家饭碗的先生。2012年秋天，父亲也辞世了。
回望村里的先生们，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背影，而且越来越模糊。但放眼望去，如今村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了能写能画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