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时候转学回了老家的学校，第一天就和学校里的刺头打了一架。大概是不打不相识，这个人从此就跟在我后面，大哥长大哥短。

刺头叫阿军，爸妈都在外地务工。我回来读书是因为我爸决定把厂子从山东搬回老家，再读个几年就出国了；阿军别无选择。

阿军身边的那群少年，大部分博眼球的方式就是打群架了。打完后叼着烟去网吧，半夜再去烧烤摊子上撸串喝啤酒。但这已经算是我的城市滤镜美化过的生活了，因为阿军跟着我——“刘老板的儿子”，才能有钱每天这么浪。没钱的时候就要去帮家里干活或者看店，有的读到初二或者高中就辍学去打工了。

我不算是特别焦躁的年轻人，从深圳搬回老家县城，这种生活起初对我来说有那么些新鲜感，后来才觉得无聊。

那是00年，各种智能手机和直播还没有铺天盖地涌过来，网吧是阿军他们的圣地，后来发现我家有电脑，他就成天过来：大哥，帮我下个游戏……

我爸还挺喜欢阿军的，觉得这小孩有点像他年轻的时候，性子简单又开朗，不像我，整天话不多，不知道想什么。所以他常叫阿军过来吃饭：小军想读城里的高中吗？陪我家小俱。

我爸的意思是让我在国内读一年高中再说，我不肯，想初中毕业就出国。他想，有个朋友陪我去读，说不定我就愿意了。

阿军不喜欢读书，不过说，要是能陪俱哥就去。

我爸妈忙生意的时候，我就带着跟班进城看电影。文艺片。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阿军这家伙只会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俱哥，我看不懂。

所以对于阿军、或者我爸、我妈，县城，城市，我都是既喜欢又绝望。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在感悟上也难以有所交集。我不断要求提前出国时间，好逃离身处的一切。

阿军有次察觉到我的不耐，他问：俱哥，你是不是觉得我挺蠢的？

我不得不和他解释：我们想的事都不一样，怎么去评价蠢不蠢。

阿军：那你每天在想什么？

那时候我受了些理论的影响，心态有些居高临下，带着教化和悲悯：至少不用想每天怎么过下去吧？脱离经济层面了已经。你还要思考这些，比如是读书还是打工。

阿军听了，只是笑呵呵：想的事儿不一样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个屁罢了。

在县城的那两年，我无疑是得意的——在我看来，我大发慈悲地带阿军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尽管他的世界里只有打架、撸串、廉价页游、怎么赚钱。再过几年，他会以胸部大小为标准找个小县姑娘，再养两个和他一样的孩子……

不要说进入我的世界，他连踮起脚伸手碰一下这个世界底座的念头估计都不会有。

高二时候我如愿以偿出国了，阿军问我：俱哥，那以后咱们怎么联系？国际长途很贵的。

我很意外他知道国际长途。然后他说，我们要不用这个软件联系，用那个软件联系……其中甚至包括MSN。

阿军：我都去查了查，就怕联系不上你了。我之后要去打工，不知道忙不忙。等赚了钱，我去国外看你。

我出去的几年，阿军一直在联系我。但我把他的联系都断了，我总觉得我和他处于两个世界，以后也不用再有什么联系。

但我没能读完大学。家里的厂子倒了，清算的时候我爸负了债。他和我说付不出下个学期的学费了，让我回去。

回县城，因为最后留下的只有老家的老房子。

我又见到了阿军，他从城里赶回来见我。早上他出现在我家门口，抱住了准备出门的我：俱哥！

附近的人都知道，废钢厂刘老板的生意没了。阿军也知道，但对我的态度也没变：走，撸串去，我请客！

阿军在城里当快递。他问起我之后想做什么，我有点恍惚。但大概是最后的自尊心作祟，我不想在他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我说去外地做生意。其实我只是想离开他，离远点，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到了那里，我就可以彻底放松下来当个“屁”，而不用担心被从前的跟班看穿窘迫。

阿军问：俱哥不能留下来吗？在这也能做生意，我认识朋友，做的是纸张生意，要我替你问问吗？

我：想换个环境。

阿军：为什么？

我：人很复杂的，和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阿军：说不定我懂。

我笑了：你懂什么？你只管送快递就行了。

我走了，买了张车票去了外地，也不是做生意，只是我爸托了人，让我去北京读再教育。火车开的时候我崩溃了，捂着头，不知怎么的回想起很多年前阿军的那句话，我们都是个屁罢了。

有那么一刹那，我甚至感觉阿军什么都懂。长久以来，我都在把他当成没有共情的劳动型动物，好像多看他一眼，他指甲缝里的灰尘都会进我的眼睛。

有个冬天，一个人打了我的电话，说是阿军同组的同事。阿军出了车祸死了，外卖公司在做处理。我是他联系人列表里的第一个。

我刚好回老家，离城市不远。之后到了他说的医院，同事很平静地在医院门口等我：你就是刘俱吧？阿军说的那个什么俱哥。其实他和我说你不一定会来的。

阿军要同事转交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里面是那部文艺电影的蓝光碟。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是这个。盒子下面是张纸条：对不起，我喜欢过你。

同事好奇：纸条是要交给谁的？喜欢个人还要说对不起？

同事笑：死的没骨气，都同一个世界的，喜欢就喜欢了，还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