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早春，苏州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大雪。
我就是在那个雪天第一次遇见周先生的。那时我正趴在我家书铺的柜台上，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心想这样的天气怕是不会有客人来了。
门上的铜铃却响了。
他推门进来，带进一身寒气，肩头落着尚未融化的雪花。那是个约莫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长衫，外面罩着同色的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只陈旧的皮箱。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眼睛——深得像冬夜的井，里面却燃着某种我那时还不懂的东西。
“小姑娘，能避避雪么？”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许久没说话了。
我点点头，指了指炉火旁的空椅子。父亲去城东收旧书了，书铺里只剩我一个人。他放下皮箱，却没有坐下，而是径直走向靠墙的那排书架——那里放的都是些无人问津的旧书和手稿。
“您找什么书？”我问。
“不找书。”他头也不回地说，手指轻轻拂过那些泛黄的书脊，“我找一个故事。”
我那时十四岁，正是对一切神秘事物充满好奇的年纪。“什么样的故事？”
他终于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我：“一个关于纸鸢的故事。”
就这样，在民国二十六年的雪天，我认识了周慕白先生。他租下了书铺楼上的小阁楼，说是要整理一些文稿。但我很快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同一封信——一封永远也寄不出去的信。
每到黄昏，他就会坐在窗前，铺开信纸，用一支老式的钢笔写字。写写停停，有时一夜也写不满一页。写完的信，他会折成纸鸢的形状，收进一个檀木匣子里。我偷偷数过，匣子里已经有六只纸鸢了。
“为什么要折成纸鸢？”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
周先生看着窗外渐绿的柳枝，轻声说：“因为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分离了，就放纸鸢，纸鸢飞到哪儿，思念就到哪儿。”
“她是谁？”
他沉默了许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她叫沈书仪。”他说，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从那以后，周先生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是北平一所大学的讲师，沈书仪是他的学生。那是在民国二十二年的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
“她总是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睫毛上就像停着金色的蝴蝶。”周先生说起这些时，眼神变得很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他们相爱了，在那个年代，师生恋是不被允许的。他们只能秘密地见面，在黄昏的校园，在深夜的书房，在一切无人注意的角落。沈书仪喜欢放纸鸢，她说纸鸢飞得再高，线始终在放风筝的人手里，就像他们的感情，无论有多少阻力，心总是在一起的。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沈书仪毕业了。他们计划一起南下，去上海开始新的生活。临行前一天，周先生被学校急召回去处理一些事务，约定傍晚在车站见面。
“我在车站等了一夜。”周先生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她没来。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有一批进步学生被捕了，她就在其中。”
接下来的两年，周先生动用了所有关系寻找沈书仪的下落。直到去年冬天，他才从一个出狱的同学那里得知，沈书仪已经被转移到苏州的某个地方，确切地点无人知晓。
“所以我来了苏州。”周先生说，“我走遍每一条街巷，问过每一个可能知道的人。这六只纸鸢，是在苏州的六个地方写的，我希望有一天，其中一只能找到她。”
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从那天起，我开始帮周先生打听消息。我问过来书铺的每一位客人，甚至跑到本地的报馆去查旧新闻。可是民国二十四年苏州关押过的政治犯太多了，一个化名的女学生，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
春天来了，柳絮纷飞如雪。周先生的第七封信写得很慢，有时一天只写几行。我发现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脸色也日渐苍白。我劝他去看医生，他总是摇头，说老毛病，不碍事。
清明前一天，周先生突然发起高烧。我请了大夫来看，大夫私下告诉我，是肺痨，已到晚期，怕是熬不过这个春天了。
那天晚上，周先生的烧退了些。他把我叫到床前，递给我那个檀木匣子。
“小晚，帮我个忙。”他指着窗外，“明天是清明，按苏州的习俗，要放纸鸢给逝去的亲人。你帮我把这七只纸鸢都放了吧。”
“可是沈小姐她......”我没说下去。
“我知道。”周先生闭上眼睛，“两年了，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想办法联系我。她不出现，只有一个可能。”
我接过匣子，沉甸甸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周先生早就知道沈书仪不在了，他来苏州，他寻找，他写那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只是为了完成一场告别——一场延迟了太久的告别。
清明那天，天气出奇地好。我拿着七只纸鸢去了城外的山坡。按照周先生教的方法，我一只一只地放飞它们。纸鸢在空中飘荡，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最后一只是第七只，那只还没写完的纸鸢，上面只有一行字：
“书仪，春天又来了，梨花该开了。”
我松开手，看着它融入蓝天。就在那一刻，一阵奇特的风吹来，所有的纸鸢突然转向，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去——那是城西的方向，那里有一片荒废的梨园。
我追着纸鸢跑去。梨园果然开满了花，如雪如云。在梨园深处，我发现了一座孤坟，没有墓碑，只有一个简单的木牌，上面写着“沈氏之墓”，字迹已经斑驳不清。
我站在坟前，忽然明白了什么。回到书铺，我翻出所有民国二十四年的旧报纸，一页一页地找。终于，在一张报纸的角落里，我看到一则简短的消息：“女学生沈某，在押期间病逝，年二十二。”
报纸的日期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三日。正是周先生和沈书仪约定南下的三个月后。
我把报纸藏了起来，没有告诉周先生。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何必要用这样残酷的真相填满他最后的时光。
周先生是在谷雨那天走的。那天苏州下着细密的雨，他让我扶他坐到窗前。窗外雨打芭蕉，声声慢。
“小晚，你相信魂魄么？”他突然问。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信的。”他自顾自地说，“书仪走的那天，北平也下着这样的雨。我坐在书房里，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回头看，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是她来跟我告别了。”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赶紧递上手帕。手帕上赫然是触目惊心的红。
“第七只纸鸢......”他喘息着说，“其实我写完了，只是没放进匣子。在我大衣的内袋里，等我走了，你帮我......帮我......”
他的话没说完，眼睛却突然亮了，望着窗外，露出了两个月来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书仪，你来了。”他轻声说，伸出手，像是要触摸什么。
然后他的手垂了下来，眼睛闭上了，嘴角还带着那抹微笑。
我在他大衣口袋里找到了第七封信，不，是第七只纸鸢。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周先生最后的话：
“书仪，我找了你好久，终于找到了。他们说你不在了，我不信。直到昨天，我梦见了你，你在梨园里放纸鸢，笑得很开心。你指着天上的纸鸢说：‘慕白，你看，线还在我手里呢。’醒来后我明白了，你一直在，在我心里，在我的记忆里。死亡能带走生命，却带不走爱过的证据。这七只纸鸢，是我们的七年——相识一年，相爱一年，等待一年，寻找三年，最后一只是重逢。书仪，等我，无论你在哪里，这次换我来找你。”
我把这第七只纸鸢烧了，灰烬撒在了梨园的那座孤坟前。然后我收拾了周先生的遗物，准备按他留下的地址通知他的家人。在他的皮箱夹层里，我发现了一本日记。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
“今日得知书仪确切消息，她已于两年前病逝于苏州。我不难过，真的。因为这两年的寻找让我明白，重要的不是找到她，而是在寻找的过程中，我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人——一个不放弃希望的人。我们的故事结束了，但爱没有。爱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许在另一个故事里，也许在另一个时空。而此刻，我要去写完我们的故事，用我余生的每一天。”
我合上日记，泪流满面。
多年以后，我成了这间书铺的主人。每年清明，我都会去梨园放两只纸鸢，一只给沈书仪，一只给周慕白。纸鸢飞得很高，在蓝天白云间相依相伴。
来书铺的客人常常会问我，为什么收集那么多关于纸鸢的书和画。我总是指着墙上那两只纸鸢——那是周先生留下的，第六只和第七只——说：“因为这是一个关于纸鸢的故事，一个关于寻找和重逢的故事。”
有时夜深人静，我仿佛能看见他们，在梨花如雪的园子里，一个放着纸鸢，一个微笑着看。纸鸢飞得很高，线却始终在手中，从未断开。
就像有些爱情，死亡也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