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春节刚刚过完，人们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里，我们家就要举家离开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去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了。
开学了，父亲去酒泉还没回来。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说是班主任，其实教我们的就是他一个人，所有科目都由他来给我们上。他个子不高，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因为他是大队书记的儿子才让他教我们吧！
那是开学的第二天，老师就把我叫出教室，问我什么时候交学费？我回家后问妈妈，妈妈说等你大（父亲）回来就交。第二天到学校老师问我时，我就告诉老师，我妈说等我大一回来就交。记得那一个星期，老师把我叫出去了三次，都是问什么时候交学费？
在老师又一次问过我没两天，父亲回来了，给了我五毛钱，让我上学校时交给老师。那几天，父母和大姐、二姐都在收拾家里的东西，准备着动身。那时候小嘛，少不更事的我只记得和小伙伴玩，根本没什么两样。就记得再玩的时候，其中一个小伙伴说：“等你再回来说话就个啦个啦的了”。意思说的话她们就听不懂了。
谁知道这一走就是几十年，直到我妈妈去世，过三年的时候，我才回去。那是我离开故乡后，第一次踏上阔别三十四年的故乡，而故乡留给我的只有回忆了，儿时的小伙伴们也不知道如今在哪里？
临走的那几天，家里的来人格外的多。每天晚上，房店（堂屋）都会聚集很多人。有家里的亲戚，有邻居，还有村里的人，以及外村和父亲认识的人，常常一坐一晚上。有时候，我睡醒一觉了，听到父母跟他们还在交谈。
说起离开村子的原因，不得不从年前的一次重逢说起。
那一年，家里境况有所好转，庄稼收成不错，家里除过交公粮还有富余，妈妈用新打的麦，跟村里的嬷嬷学做了一大缸醋。在父亲的辛勤劳作下，也用上好的木料给家里做了一辆新架子车。妈妈还养了一头猪，养了一只羊，年底时，把猪卖了。等到快过年时，把养的那只羊也宰了，我们还吃到了羊油炸的油馍（油饼）。
那年种的红苕产量也不错，挖的红苕很多，于是，就挂了粉条，父亲和还不满十七周岁的二姐走村串户去往其他村庄去换。那年月，各家各户都没钱，吃的用的都是靠换。
记得有天晚上大和二姐回来时天都黒实了，父亲对妈妈讲了今天的偶遇。
原来，父亲拉着架子车拉着粉条走在路上，二姐扶着车帮相跟着，迎面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由于乡间路狭窄，加上父亲又拉着架子车，所以，无法通行。那人就下车来，等着父亲他们过去后，再过。这时，那人盯着二姐看，二姐被看的不好意思，心里还想着，这人咋怪怪的？就在二姐被看的不知所措时，听到父亲喊了声：“吴越敬”。同时，二姐听到那人也喊出了父亲的名字。随后两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到一起。那人说：“我看着这女子像玉琴（我妈妈），又想，不可能啊！她比玉琴小，再说也不可能在这儿呀”！原来，碰到的是父亲的老战友，他在甘肃省的天水市工作，吴叔叔和我父母亲二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只知道我父母在离他工作的甘肃省的另一个城市酒泉工作。刚刚在看到二姐时，觉得长得像我妈妈，可看着年龄不对，所以，才会盯着二姐看。
老战友见面互相寒暄着，吴叔叔告诉父亲，他在天水市的一家工厂里当科长。原来，吴叔叔一人在天水工作，家人都在家里。这次回来是为儿子当兵的事，办完事后就回天水了。没想到会碰到父亲……
吴叔叔听了父亲讲述了自己和家里这些年的情况后，在感叹唏嘘的同时问父亲：“现在落实政策了，你知不知道”？“我是再不想去那儿了”。父亲倔强的说。
吴叔叔对父亲说：“我知道你是怪整你的人，就因为你在工作上给他提了意见，他就打击报复，给你降了一级工资，还把你送去农场改造。现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你要想清楚了，你不回酒泉，难道要一家人都待在农村吗？你回去想一下，要去的话，必须赶在元旦前去”。
第二天，父亲和二姐又去了吴叔叔家，和吴叔叔进行了长谈，回来后，要妈妈烙饼，第二天就动身去酒泉。那天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号了，距离元旦只有10天时间了。听说去酒泉的路上就得三天呢。
父亲去了二十天左右回来的，从和妈妈的谈话中，我知道了父亲刚到酒泉就去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父亲，档案在文殊山的档案库。于是，父亲就去文殊山档案库把档案提出来交给他们。父亲告诉母亲，档案打开后写着：经甄别，恢复名誉、恢复级别、恢复原职、补发工资。落款日期是1962年。可是原单位没有通知我父亲。使我父母亲在农村整整劳动了十八年。
父亲和我们一起过完年后，又一次去了酒泉。
父亲找到原单位，找到相关部门，由于当年父母回原籍时只有姥姥一人和大姐一个孩子，其他五个孩子都是老家出生的，父亲怕家里孩子多，就打算把姥姥和大姐、二姐留在家，不随着返回酒泉的。单位领导倒是对父亲说：“国家政策也没说带几个孩子，既然是说落实政策，全家人，要带就全带，要么就一个都不带”。
父亲这么考虑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大姐、二姐在农村已经订过婚了，所以，父亲就没有把两个姐姐考虑进随全家回酒泉。但现在单位领导这样说，还是给父亲出了难题……
农村真的是谁家有什么事，消息传的像风一样快，不两天，十里八村都知道了我父母亲平反了，一家落实政策要走了。
当然，和大姐、二姐有婚约的男方家也听到消息了。尽管父亲表明我们家的态度，不退婚，可大姐、二姐有婚约的男方，两家均提出要退婚。想想男方家的想法也正常，虽说有婚约在前，可这一走就是千里，两个年轻人又都是媒人介绍的，况且订婚后只是逢年过节时才会来往，尤其是二姐，由于刚满十七周岁，从订婚也就见过两三面。男方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也不愿拿婚姻赌，那一辈子来赌。他们态度坚决，父母也就不再坚持。父母向男方家退了订货时的彩礼。
我清楚的记得，我们离开村子是1979年的3月8号，早上，离别的时刻到了，来到大门外，村子街道已经站满了人，有一些亲戚、平日里走的近的邻居，一大早就来到我家。我前一晚上是在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的秀芳家睡的。我们坐上了生产队派给我们的马车上，车上装着木头箱子，还有其他家当。大人们和前来送行的人话别，我们小孩子早已坐上了马车。我们的村子是五个生产队集中在一起的，当我们的马车从村里的街道走过的时候，一路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出了南门，大人们和送行的人群走出好远才告别。
来到火车站，父母对送我们来的赶车人道了谢，我们都很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我们从进门的窗台边走过，过去后，大人们才告诉我们，那窗台是量身高的，工作人员是根据窗台来看我们需不需要买票？当时，通过检票口，大人们还给我们讲个笑话，说是有个孩子路过窗台时，好奇，就跳起来往窗内看，结果工作人员让买票，气的大人把他骂了一通。
我们坐的是慢车，不管大站小站都停，也不知道坐了好久，就到了西安。我们去了书景姐家。书景姐是西安在我们大队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她和我大姐年龄相仿，在生产队时，和我大姐走的很近，也很要好。她还带其他知青来我家，她说，第一次来我家时就觉得我家和她去的其他社员家里不一样，当她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就特别爱来我家。和我妈妈也能说的来。那时候，我们农村冬天都煨炕，而知青点的炕是由知青来煨，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根本就煨不好炕。自从和大姐认识又和妈妈能谈到一起后，常常夜里不回知青点，而是和姐姐们一起挤在我家的热炕上。每当她来的时候，妈妈还会在天黑后到厨房焪红苕给她吃，那时候，坐在热炕上，吃着热红苕，和妈妈姐姐聊天，然后去热炕睡觉。
后来他们知青返城了，当书景姐知道我们要去酒泉时，就让我们去西安，一定去她家里。书景姐家在三楼，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进大城市，也是第一次看见高楼。在书景姐家，当我们看见厨房和卫生间挨着时，都觉得奇怪、也好笑。书景姐全家人对我们很热情，也许是感谢书景姐下乡时，我家对她的照顾吧！
离开书景姐家，我们坐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由于我们小孩子的好奇心，总是把头伸出窗外，等到兰州时，我和弟弟都有点发烧，这可把父母急坏了。等我们从兰州站再一次登上西去的列车，我的烧退了，而弟弟身体太虚弱，反而更严重了。等到了酒泉，出了站台，父亲抱着弟弟想挤上公共汽车先去医院给弟弟看病，可公共汽车人太多，根本挤不上去，最后，我看到父亲抱着弟弟沮丧的只好和我们等单位的车来接我们。
我们全家被安排在父母单位的招待所，每天都在食堂吃饭。这样过了两三天，妈妈告诉我们准备准备就去新的家。不一会儿，招待所的院子里就来了一辆汽车，那种上面敞篷的汽车，我们欢欣雀跃，大人们叫我们上车，姐姐们就顺着车帮爬了上去，我和弟弟是父亲在下面拖着，被上面的姐姐们拉上去的。在车上看着一闪而过的工厂、楼房，叽叽喳喳，眨眼间就到了。
下了车，全家人都在往家里搬着东西，这时侯，刮起了狂风，就听到耳边风呼呼的，眼前也变的发黄了，紧接着脸上、嘴里都是沙子，眼睛都迷的睁不开了，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妈妈喊我们赶紧去家里。妈妈进门拉开了电灯，进门不一会儿，就看到外面的天都黑下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们不要紧，这是刮风，我们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风，都吓坏了。后来知道酒泉的天就是这样，每年的春天都会刮风，也会有这样的沙尘暴天气。
随后的日子，妈妈带我去了新的学校，离家很近，也就六七分钟的路。
记得妈妈带我到学校，见到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位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女老师。妈妈就走了，老师对我说话，我听不太懂，好像是让我背声母还是韵母，我当时会背，好像还没分清声母、韵母，我就全背了。老师没说什么。只是问我家住哪里？我告诉老师，我家在榨油厂。老师就带我去了教室，把我介绍给同学们，然后，要同学们下课了和我一起玩。下课后，一个叫周虹的小女孩跑来找我一起玩。
放学了，同学们已经排成了两条长队，老师把我排在其中一个长队里。出了校门，我从队伍里跑出，奔向对面的路队，被老师看见喊住了，老师又问了一遍我家的住址，让我原回到之前的路队里。走了几步，我才记起学校的校门口两侧各有四个大字：左侧是：团结紧张，右侧是：严肃活泼，我早上跟妈妈来的时候，迎面看到的是左侧的团结紧张，所以，才会以为家是在那边，从老师排好的路队跑到相反的方向。
我们三姊妹在一所学校，等到秋季开学时，弟弟也上学了。
大姐二姐被父母单位暂时安排在家对面的本系统的面粉厂和黄草粮站做临时工作，等待招工机会。
妈妈回到了她原来的会计岗位，我们住的房子就是妈妈单位的家属院。父亲也恢复以前的职位，在城里的粮站上班。只是上班单位离家有点远，那时候刚回来，家里很多地方都需要钱，还没有钱买自行车，父亲每天上班，都是要步行半小时才能到单位。这样过了几个月，由于单位需要新成立一所新的粮站，专属给部队供给，就安排父亲去了任负责人。只是在周六下午时才能回来，然后周日下午又返回单位。忙的时候，父亲就在单位值班。
父亲十三岁就跟着人去天水学做买卖，当过学徒，父亲也曾给我们讲过，去一家点心店做学徒的经历。刚去时，掌柜的就吩咐给他点心吃，是刚出炉的热点心，旧社会肚子挨饿，也就吃了，从那时起，就再也不吃了。父亲说，掌柜的怕学徒偷吃点心，所以，才会在新学徒们初去时给吃热点心，且让吃饱。由于是热点心，大家吃后，就吃厌了，以后就不会在干活时偷吃点心了。
想想那时候，我家欠生长队两千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按照落实政策，我父母是1961年回的原籍，第二年（1962）就甄别了，可由于单位没通知，父母在农村劳动了整整十八年。父亲找单位领导说了我家的困难：全家九口人，只有父母每月的收入，两个姐姐干临时工，年迈的姥姥、四个上学的学生，家里实在困难，还有和生产队达成的协议，按月还欠生产队的钱。要求按文件补发工资。
单位领导给父亲摆出单位的各种困难，父亲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一辈子为人正直，听了领导的话，也不好再提，也就作罢了。我们也说十八年的工资不补发也行，但要求单位给两千元，把家里欠生产队的钱还上。
父亲说：“算了，不补就不补，想想那些国家元勋都被迫害的不在人世了；咱全家都回来了，我和你妈也都恢复了工作，困难是暂时的，我相信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