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一个负责信访的人聊天。他告诉我很多上访的人都是一根筋，上访时言必称这应该那应该的，弄得他们很为难。比方说有人投诉某某部门不作为，指出国家有相关政策，那么这个部门就应该执行国家的相关政策。他们不知道虽然说有国家这个相关政策，但是他们忽略了大环境。也就说，虽然有国家的相关政策，但是在具体执行的一些层面上，因为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团，有关部门处理起来有困难，不得不推诿、拖延。

听他这么讲，我就想起我研发致胜防伪溯源系统的事情。有个专业出版社虽然有垄断的出版资源，但因为盗版现象较为严重，一度出现自己的渠道大量参与销售盗版图书活动。于是领导大会提、小会讲，要坚决打击盗版，规范市场。对于贵为局级领导的公开讲话信以为然，于是我就投入资金发明了专门用于图书领域的防伪溯源系统，用技术手段，帮出版社低成本解决打击盗版，规范市场的问题，这样能够帮助大幅度提升图书销量。

系统研发完成后我马上赶到北京向一些出版社领导推介，我以为出版社领导应该积极推进应用该系统。但结果是我碰了一连串软硬钉子，怎么说出版社领导都不愿意用。后来有出版社因为盗版导致图书销量下滑到难以完成任务时才不得不试用了这个系统，结果马上抑制了盗版，在发行部门并不支持的情况下，这个出版社的用了致胜防伪溯源系统的图书销量立刻大幅度提升，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以为从此以后这个出版社就会应用这个系统。用了这个系统，将来出版社挣大钱，我们也能沾点光，但这个出版社却不愿意继续用了。

技术只认规则不认人，用技术约束别人的同时也就约束了自己，别人不能干坏事，自己也不能。致胜防伪溯源系统强大的溯源能力将一些书店违规窜货行为暴露无遗，对那一些给销售盗版图书被处罚的书店窜货的路径一清二楚，处理？不处理？我认为他觉得和处理问题相比，处理发行问题的更容易一些。这个技术手段越能够帮助出版社打击盗版、规范市场、提升销量，他越不能用。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越应该用的，因为其他原因越不会用。

可是就是这个“应该”，让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宝贵的精力和很多的财物。

去年开始深圳市书店行业协会开始重点推广亲子阅读活动。在推动阅读的同时协会也寻找优质的课程帮助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在一次讨论趣味数学的课程时，我回想起十年前刚刚落地墨尔本不久，送孩子去上语言学校的一段往事。

那天是按约定送孩子去语言学校上学的第一天。我将孩子送到学校后，她执意要我离开，她要在放学后自行回家。于是我就先回去了。过了没有多久孩子就回来了，她的情绪很低落。她说学校的老师侮辱她，告诉我她进到学校不久就被带到校长室，校长和好几个老师围着她，出了一道数学题考她：35-17。没有看错，就是一个两位数的减法题目，按照我们这边的标准这可能是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难度。孩子拿起笔直接就将18这个答案写出来了。校长和那其他的几个老师脸上露出了惊诧的表情，交头接耳好像怀疑她作弊了，搞得她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才知道，在澳洲，对孩子的学习和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这个差异之大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以数学为例，两位数的加减法是初中毕业的考试标准。在这个语言学校，有一个非洲来的小伙子，已经在这里学了三年还毕不了业。你问他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他知道等于3个苹果。但你要问他1+2等于几，他就不知道了，抽象思维能力极差。

有个朋友曾经去安哥拉打工，他在那边负责采购。在国内，采购往往是一个肥差，但是在安哥拉，他干采购累坏了。不但没有采购回扣，反而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在数学方面的低水平让他在采购工作中吃了很多苦头。比如说话，他要向当地村民买50个椰子，那他就得一个一个地买50次。比如说买了一件六元钱的东西，你给人家十一元，希望人家找个五块的整张。但人家一定是先还给你一元再找给你四元。

前段时间看到谢钢（民间英语学习专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在英语的语境下教数学，一个27+1的直式要用一百多个单词组成的多个句子来解释。看来一般老外学数学，很难离开数字后面的单位，抽象思维能力太差了。这样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更多的会考虑各种条件。而中国人学习数学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可以很早就不用单位，单纯对数字进行运算，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一些条件，尤其在对待一些有明确因果关系的事情时。比如说别人，买了一只鸡，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菜肴。那么你，给你一只鸡，你也应当能做出一道佳肴。但事实上你可能多年远庖厨，连杀鸡都不敢。

那么中国人在谈论事情时经常将“应该”挂在嘴上，爱钻牛角尖，是不是从小学数学得写的太好了。原来爱较真，都是数学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