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龚家湾搬到了西站三角线。在这里我们度过了那三年难过的非常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子正是身体发育的迅猛期,被饥饿折磨的常常有些莫明状的恐慌。那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帮妈妈倒盆脏水,走到门口感觉头晕腿软,离下水道老远就把水泼出去了,只听"哇"的一声恐怖喊声,静神一看,这盆脏水从头到脚地泼在了邻居小孩大成的身上(他正蹲在下水道口上解大手),大成的棉袄棉裤被浇的淋漓尽透,他嚎啕大哭,此次事件的严重性及处理过程的复杂性,大家可想而知,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有一天我饿的实在招架不住了,蹲在地上直哭,妈妈问我,我不吱声。妈妈悄没声地牵着我的手,领到西站站房隔壁的低矮的小饭馆里,从羞涩的囊中掏出些毛票角票来,凑了一元钱买了个馒头,要了碗白开水递到我手里。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消灭这个馒头连三十秒都没用上。这事让我内疚了几十年,同样饥肠辘辘的母亲就坐在我对面,同样饥饿的弟妹们还在家里。我变得有些懂事了,
上兰州四中初一的我有天中午放学没回家,而是躺在教室临窗的有阳光的桌子上,以节省体力,幼稚的想给家里节省点口粮。一点多钟,邻居上高一的张姓姐姐(后来,这个漂亮的张姐姐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找到我,递给我用手绢包着的两个煮熟的温着的胡萝卜,我一下子明白了,就着眼泪吃完了这两个胡萝卜,至今我仍感到这两个胡萝卜是最好吃的胡萝卜,现在再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胡萝卜了。
有一次,我们随同邻居家同龄年龄的孩子到兰州酒厂去拾捡被倾倒的烂西红柿,我手脚不慢,一会就拾了一小口袋烂的不严重的西红柿,我先吃为快,现场一口气吃了十几个。第二天我发起高烧,拉脓拉血,被送到兰西铁路医院,经捡查按伤寒收进住院病房,每天母亲给我送饭,熬的粘糊些的粥,享受着弟妹尚享受不了的待遇,难怪二弟光华哭闹着也要求住院。出差半个月的父亲回来了头件事是到医院看我,从怀里掏出两个还带着他体温的两个国光苹果,在病床上我手里攥的着这两个苹果,舍不得吃,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咬了几口,突然仿佛看到了眼巴巴看着我的弟妹们,收住了口,找了纸把咬了近一半的这只苹果和那只完整的苹果,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华民回忆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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