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民”原本不是一个概念，虽然今天这两个字总是同时出现。《论语·学而》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话中看出来，“人”在“民”之上，“人”是指奴隶主，而“民”则是指奴隶主驱使来工作的群体:君子要爱“人”，役使“民”要以时。

“民”本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民”字的构型源自奴隶或者下层民众的猥琐形象。其上部是一只眼睛，下部则是一个“十”字。郭沫若将此处的“十”字释义成一把锥子，认为“民”是被刺瞎了左眼的奴隶，为众多学者所赞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十”代表了目光向下，即低眉顺眼。不管哪种解释，都承认“民”字指的是身份低贱者。而“人”字是叉开双腿站着的形象，自有英武之状。

《谷梁传·成公元年》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显而易见，这“四民”中没有贵族。

在文字初步成型的商周时代，“民”被认为是蒙昧无知、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氓”字反映了贵族对奴隶的歧视。所谓“氓”，“亡”加上“民”，意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无业的“游民”，进而引申为耍刁、撒泼、施展下流手段的行为恶劣者。不仅“氓”字，其他一些以“民”字为偏旁的字也也隐含着对“民”的轻蔑。如“泯”，表示丧失；“湣”，表示强横；“愍”，表示怜悯，如此等等。这种对“人”的尊重和对“民”的蔑视，还表现在二者的修饰语上。如修饰“人”字的“伟”、“大”、“圣”、“哲”、“贤”、“仙”、“完”等，是不能用于修饰“民”的；而后者只能和“贱”、“愚”、“刁”、“顽”、“奸”等贬义词铰链在一起。当然有一个词是“良民”，——让人想到高高在上者对人夸耀自已的一件工具。

孔子告诫他的弟子说要：“……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句话中有三个不同地位者：在上的“人”，与在下的“民”，中间是孔子及其弟子。

这让人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话：“儒家之所以不能不讲中庸之道，正因他是站在中间的一种人。中庸之道，对上说，爱惜奴隶，便是爱惜自己的生产工具，也便是爱惜自己，所以是有利的；对下说，反正奴隶是做定了，苦也就吃定了，只要能少吃点苦就是幸福，所以也是有利的。然而中庸之道，最有利的，恐怕还是那站在中间，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的人吧！”（《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1945年1月《民主周刊》第五卷第一期）

孔夫子还说过下面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并且“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另外，孔子还说：“仁者爱人。”由他的“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可知，“民”是不可能成为“仁者”的，所以，如果照此推论，他的“仁者爱人”爱的自然也不是“民”，而是贵族。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其中的三个人，不是你我他，而是古代贵族中某一个。你我是“民”，人家孔夫子要学习的对象是“人”。孔子更有一句话是：无友不如已者。——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你可能整天对孔夫子的话念念不忘，真是热脸蹭到了圣人屁股上了，——人家眼里根本没你这个小民。樊迟想知道种田和园艺上的事，去请教孔子。一向诲人不倦的孔子很是不爽，抢白一顿之后，指着樊迟的背影骂道：“小人者，樊迟也。”——孔子压根就看不起“农民”或是“工民”。现在“工民”成了“工人”，算是地位提高了，由“民”变成了“人”。农民看来是永远不可能进步了，因为现在叫他们“农民工”，并没有叫他他们“农民工人”——离“人”还差一步。

把“人”与“民”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怕是因为李世民。因要忌讳“民”字，而用了“人”来替代。欧阳修的《捕蛇者说》中最后一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即是如此。孔子如果知道了这事，恐怕要气得撞破棺材板坐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的眼睛当然是向上看的。孔子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孔鲤，是因为他生儿子时，那个提着鲤鱼来探望的人是鲁国国君鲁昭公。要是一介小民，就是提着龙去看他，他也不会把儿子取名叫孔龙的。不过，我也真为孔子担心，如果那个来探望的贵族那天刚好提着一只王八来要如何呢？好在这事没发生，不过想来让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