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1915年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交涉都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而且无论教科书中还是国人的历史记忆里，袁世凯大都被认为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的，因此，“窃国大盗”袁世凯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
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袁氏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
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胶济路及青岛，同时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战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均由日本监督，海关也派日人管理。之后，中国就日本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非但没有撤出之意，反而希望利用战争的有利机会向中国提出更多权益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分为五号，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
“二十一条”要求以第五号最为严重。它包括有“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 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 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等等。它是想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自己事物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亡国灭种”的条款。
很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中对中国主权的这种侵犯已经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的密约当晚，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此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
最终，为了避免与日开战，袁世凯表示“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
在与日谈判过程中，袁世凯其实是站在幕后，主导了整个对日交涉的全过程。除在谈判中据理力争之外，袁世凯想尽办法在谈判之外寻找着力点，力求将对中国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比如令谈判人员采取拖延战术，不顾日本的保密警告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众，营造反日舆论，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与干涉以牵制日本等。
这些策略都很好地牵制了日本，迫使日本代表团做出一些小的让步，并最终删削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最后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条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
与《二十一条》原案相比，中国损失相较于原案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对此次外交失败，袁世凯也视为“奇耻大辱”，他告诫国人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
正是处于警醒后人的目的，袁世凯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无奈袁本人却在半年之后执意称帝，将“国耻”和“奋发图强”之说抛之脑后，也难怪会落得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