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还是存在》
这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经典作品。在本书中，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占有和存在。他指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导致人的物化和生命力的丧失，而只有重“存在”的方式才能让人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不断更新自我，并以活在当下的姿态，去感受幸福。
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先问你一个老套的问题：人生在世，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是像如今的大多数人那样，努力去追求房子、车子、票子这样的物质财富吗？可这种不断占有的生活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带给我们幸福？为什么物质条件更丰富的发达国家，抑郁症的发病率反而更高？除了不断占有，我们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这似乎是非常心灵鸡汤的问题，不过本期要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可不是什么灵性导师，而是货真价实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
弗洛姆不仅是重量级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精神分析领域，他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重要继承者之一。而在社会学领域，他也是西方当代重要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法兰克福学派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发展而来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的学术理念受到马克思主义的较大影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中的代表人物，如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在国内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弗洛姆也是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所以，他的理论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两位大师的思想，兼采两家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特别善于把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方法运用在人的社会行为分析上，是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他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名作，比如《爱的艺术》《自我的追寻》《健全的社会》等等。《占有还是存在》是弗洛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他多年来对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类非人道生存方式研究的一个总结。
在本书中，弗洛姆分别通过三个问题，一步步深入探讨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第一个，重占有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区别在哪里？第二个，怎么看待这两种生存方式的本质差异？第三个，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从重占有到重存在的转变？
第一部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重占有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区别在哪里。
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人困惑，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存在的本质不就是不停占有吗？人生的最高目标不就是尽可能多的占有物品，然后享用它们吗？我为什么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什么区别？可弗洛姆说，存在得更好，并不一定要占有更多。你要明白这两种状态的区别，不需要很复杂的理论，只要看两首诗就行。一首是英国诗人丁尼生写的，另一首的作者是日本诗人松尾芭蕉。两首诗都是描述一种体验，诗人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朵小花。
丁尼生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了解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松尾芭蕉是这样写的：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这一对比，意境的不同之处就很明显了吧。丁尼生对花的态度，就是赤裸裸的占有。他对花感兴趣，就把它连根拔起，还要去分解这朵花。而芭蕉对花的反应完全不同，他不想去摘它，甚至连动一下都没有，只是远远凝望着这朵花，欣赏这朵朴实不起眼的小花所体现的美和生命力，体味发现美的快乐心情，并通过这朵花把自己和整个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存在的态度。
所以，如果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认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注重的是对各种事物的获得和追求，比如权力、金钱、荣誉等等；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并不要求人去占有什么，而是注重内心的快乐，以及人是不是拥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在上面的例子里，“占有”正是对西方工业社会中人们生存方式的写照，而“存在”则源自东方的禅宗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方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物为中心的社会，所以占有取向就会更明显；而东方社会，自古提倡天人合一，所以也就更偏向存在取向一点。
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在西方，也有像歌德这样反对占有，偏向存在的诗人。而日本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估计现在写出来的诗已经没有了芭蕉的味道，而和丁尼生的差不多了。而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里，“占有”似乎成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甚至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存在的生活方式都不太被人理解了。不过，其实这种生活方式也依然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这种人类最根本的体验并不是这么容易就被抹灭的。所以在书里，弗洛姆也没有多讲什么大道理，而是通过生活中的一些具体活动和表现，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别。
首先看看在学习的时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重占有的人看上去应该是好学生，用心听课，记住老师的每句话，最好再一字不漏地记在笔记上，通过这种方式，把老师上课的内容储存起来。可以说这类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用记忆或者笔记的方式保存和“占有”学到的一切。但是，他们所学的内容既不可能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也没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记硬背。
而存在型的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完全不同。他们也听课，但在听课之前会思考这门课要讨论什么问题，跟自己有什么联系。听课的时候，不是被动接受讲课内容，而是努力去领悟老师所讲的内容，主动地、创造性地给出回应，用学到的知识促进自己的思考，让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
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也体现了两种生存方式对知识的不同态度。重占有的人说“我有知识”，好像知识就是一些信息，我获取了，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技能和工作，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而重存在的人则说“我知道”。这里的“知”并不是占有真理，而是把知识作为创造性思考的一部分，这样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用批判性的积极方式来接近真理。
再来看看我们进行交谈的时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重占有的人会想方设法捍卫自己原有的观点，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张，因为观点也被当成一种占有物，如果放弃就是损失。他们还会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突出自己的价值，比如他的成功，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关系，他的外表，甚至他和某位名人的亲密接触。这些都会成为他夸耀自己的资历。而在重存在的人看来，这么做就显得很滑稽。你和某某明星合过影，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是你啊。所以对重存在的人，谈话不是保住占有的观点，也不是夸耀自己，而是应该带有启发和创造性。他在谈话中是活泼的，可以适应别人的思想观念，也可以提出质疑，甚至创造新的思想观念，这才是他们看重的。
交谈的道理也适用于阅读，重占有的人读一本小说，只是想知道这个故事，读到结局，也就占有了这个故事。有些人甚至等不及直接就翻到结尾了。而重存在的读者，注重的是自己内心是不是和作品有共鸣，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是不是因为阅读而得到了深化。至于对情节的记忆，倒是次要的。
除了这些直观体验的区别，在一些更抽象的行为里我们也能看出两者的区别。比如信仰。重占有的信仰方式，相信的只是某种观念，听上去代表权威的，可以给人安全感的说辞。神对他们只是一尊偶像，只要你信神，就能用神的名义为所欲为了。杀完人放完火再回头烧香拜佛或者向上帝忏悔的人就属于这类。而对重存在的人来说，信仰不是某种应该相信的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生活态度。而神对他也不是无知无觉的偶像，更不是为了安全感而去寻求庇护的权威，而是自我实现和人格健全的楷模和终极目标。这个目标也许作为人我一辈子都无法达到，但我可以凭信念去无限地接近，就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我不断突破了自我。
对于爱，也一样可以有两种方式。如果一个人说爱别人，但只是去占有、控制、束缚他，那他的爱只会让人窒息，毁灭别人。这甚至不能算真正的爱，而只是占有欲和虐待冲动的体现罢了。真正的爱是重存在的爱。爱一个人是在意他，关心他，尊重他和理解他，是让他得到成长，激发他的生命力，并通过爱真正做到两个人的心意相通。这种爱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去占有什么。关于这一点，弗洛姆在他的代表作《爱的艺术》中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通过诗歌的表达，通过不同的日常生活体验，从直观上体会到了“重占有”和“重存在”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区别。
第二部分
通过这部分，你也许会说，两者的区别我基本能分清了。可是，这两种生存方式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差异呢？占有和存在，只是无关对错的二选一吗？还是说，有一种方式是错的，而另一种是对的？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哪种方式对，哪种方式错呢？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部分要论述的问题。
占有的本质是什么？弗洛姆认为，这种生存方式的本质来源于私有制的本质。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产权被视为每个人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甚至有人认为私有制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但是在弗洛姆看来，这种制度却会带来人性的扭曲。
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导向的社会里，谁得到和拥有物品，要比谁创造了物品更重要。而只要不违反法律，那么我怎么获得财产，如何处置这些财产都是我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关。即使我通过剥削，通过巧取豪夺，都无所谓。这样的社会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在想尽办法占有财富，而且不知道适可而止。没的时候想有，有了还想更多。佛教里说贪嗔痴三毒，第一位的就是这种贪念。于是只是占有更多就是值得追求的，至于我占有的东西对我是不是有用，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反而变成次要的了。
在早期的私有制社会，占有体现为对财产的保存和拥有，谁拥有更多，谁的地位就越高。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占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消费变成了第一位的。人们不停通过购买来获得物品，短暂拥有，然后扔掉旧的换新的，通过这种方式满足人的占有欲。在这种社会，人和人，国家和国家为了占有更多而彼此对抗，发动战争，掠夺弱者，所以即使技术再进步，也一样会有贫富差距。人类还会用占有的心态去看待大自然，只是把自然和其他生物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原材料供应方，予取予求的结果就是环境破坏和物种灭绝。这些都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带来的恶果。
更严重的是，这种占有还会从物品扩展到人类自己。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控制和操纵另一些人，比如在父权制社会，丈夫控制妻子，父母控制孩子；又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老板控制员工。结果就是人也变成了一种物。不仅被占有者变成了物，占有者也一样，因为他除了自己拥有的物品、地位、金钱和个人形象，就不剩下什么真正的自我了。著名的戏剧《培尔·金特》里做过一个比喻，说这种人就好比洋葱，一层层剥掉外壳，最后是个空心。
但是，这种通过占有带来的自我认同其实是一种幻觉，因为我们并不能永远占有某个物品或者钱财。东西会坏，钱会败光，而人也总会死。而中国人其实早就明白，富贵如浮云，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些表面上看来占有很多的人，实际却可能一无所有。当然，对此那些在生前占有无数财富和奴隶的古代帝王们往往并不甘心，而是想尽办法要把这种占有延续到死后。比如把自己制成木乃伊的埃及法老，期待有一天复活并重新掌握一切，或者建造巨大陵墓，积攒大量陪葬品的中国帝王，希望到阴间也能享受荣华富贵。只可惜在今天看来，除了便宜盗墓贼以外，这些努力都无比徒劳。
而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占有是针对固定的物品，那么存在就是指一种体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态度，而不是一个只是拥有物品的僵死对象。所以存在的生存方式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人的能力、才干和天赋，只有这些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当然，每个人生来的能力与天赋有程度的不同，但我们也可以用后天的努力去实现自我更新和成长，去创造和爱，去超越自我，去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这些都体现了存在的主动性。这种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和生产的过程。
在存在的生活方式中，人不是被动的占有，而是主动的创造。这里说的创造性，并不是一定要创作出文学艺术作品，或者造出有用的东西来。它是指一种性格取向，具有这种性格取向的人，充满活力，可以给他所接触到的人和物都赋予生命力。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形容，说一个人会让他周围的一切都更有活力，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是一个以存在为生活方式的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重要的不是我是不是占有一件物品，而是我能不能从这个物品上得到快乐。
就像我们一开始作对比的两首诗一样。爱一朵花，并不意味着要把它连根拔起，或者放到自家花瓶里，仅仅是看着它，欣赏它的美就可以感受到幸福。同样，很多人现在去旅游也是怀着占有的心态，虽然不能把景点整个带回去，但可以用拍照来拥有它的至少一部分。所以你也能理解那些在景点门口毫无美感的标牌前面拍照留念的人，他们的目的其实也是宣示对这个景点的占有。而真正重存在的人，在意的是旅游带给自己的心灵触动。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关注的是过去积累的东西，比如金钱、土地、社会地位或者知识，这些人生存在过去。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也是过去式的，比如说这个人有前途，就是说他现在虽然一无所有，但将来会占有很多东西。而现在只不过是未来和过去的一个中转站而已。而在重存在的生存方式中，人只和现在产生联系，对于爱、快乐和领悟真理的体验都是当下的，没有时间上的先后。这也就是所谓的“活在当下”，在这种生存方式下，我们尊重时间，但并不屈服于时间。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占有的本质是对物品的拥有，也就是一种物化的关系，它会让占有者和被占有者都成为物，这是一种死的关系，没有生命力；而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积极主动的生存，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激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力。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活在过去，恐惧死亡，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活在当下，肯定生命。
而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个重占有的社会，必然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不是人而是资本，而资本是过去累积的东西，是死的东西。而一个重存在的社会，则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中最重要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自我实现。弗洛姆认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为实现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劳动与资本的斗争，也是生与死，人与物，生存和占有之间的斗争。人类要想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必须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转换成重存在的生存方式。
第三部分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第三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怎么做才能完成这种转变？
对于怎么才能完成整个社会转变这一点，大多数人，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革派，都会认为必须先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人的精神也必然随之改变。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实现了新社会，那么新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这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人不也说仓廪足然后知礼节吗？
不过弗洛姆对此不完全赞同，他认为，如果不改变人的社会性格，那么即使通过革命开创了新社会、新政治制度，那些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受到老的性格特征驱使，仍然会在新社会中走老路，去重建旧制度。就像农民起义领袖赶跑了皇帝，自己却成了新的皇帝。所以弗洛姆提出，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人的性格也必须发生大规模的变化，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占主导地位，发展到以存在方式占主导，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变革。
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吗？弗洛姆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否则也不必写这本书了。但要实现转变，需要满足一些先决条件。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当前的生存方式是错误的，只会让你受苦；你要认识到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然后也认识到我们有办法消除这种不幸；最后为了消除这种不幸，我们必须遵循某些新的生活准则，并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弗洛姆要我们抛弃占有，不是让我们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吧？应该说确实有相通之处，但弗洛姆也并不是说你为了转变就必须抛弃一切一无所有。事实上他也说了，人活在世上，总要低限度地占有和使用一些物品：你要有房子住吧，你干活总要有工具吧，就算是和尚也要穿衣吃饭。他把这些称为功能性的占有，这并没什么错，只要你不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就行。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以“存在”方式生存的“新人”呢？弗洛姆在书里也给出了一些新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特征和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我们可以看看，其中哪些是我们已经做到或努力去实现的，又有哪些是我们尚未认识到的。
首先，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独立性、爱的能力，以及批判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只有自己精神独立了，你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摒弃通过占有物品带给自己安全感的行为模式，相信自己的存在。在这个前提下，你才能通过爱和创造，去和别人重新相连，建立新的安全感和信心，而不是通过占有欲和控制欲去摆布别人。在和世界的关系方面，应该意识到自己和一切生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才能放弃征服、掠夺、蹂躏和摧残自然，而是努力去认识自然，与自然通力合作。
我们当然也需要批判思维，这样才能让自己不再崇拜偶像，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也需要抛弃自恋，承认身而为人，我们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鼓励想象力的发挥，但目的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改变现实。我们追求自由，但这自由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是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贪婪欲望，而是成为真正自我的可能性。通过理性，我们才得以认识自我，不仅是那个自己了解的自我，也包括那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自我。我们要认识到，快乐来自给予和分享，而不是来自剥削他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不是体现在对物品和权力的占有，而是生命本身，以及适于生命成长的一切。
所以，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自己的，也是所有人类同胞的共同发展。也许真正完美的境界可望不可及，但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就是幸福的，而不必去在意命运允许我们走多远。因为人的存在，就是他当下所充分显现的那个样子。如果你已经活在当下，已经为自己充实的生命感到满意，又为何要去在意将来可以得到或者占有什么呢？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作者通过诗歌的表达，以及不同的日常生活体验，从直观上体会到了“重占有”和“重存在”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区别。
其次，从占有和存在的本质入手，指出占有的本质是对物品的拥有，也就是一种物化的关系，死的关系，没有生命力；而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积极主动的生存，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激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力。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活在过去，恐惧未来，而重存在的生存方式活在当下，肯定生命。
最后，强调一个社会要实现从占有到存在的转变，不仅需要改变经济政治基础，更要社会成员实现性格的转变。而个人要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存在的生存方式，就要先培养自己的独立、自由和批判精神。唯有这样，才能超越自我牢笼的束缚，重建与现实的联系，并在追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占有还是重存在的时代呢？答案大概是不言自明的。看看如今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看看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膜拜，你自然就会明白。弗洛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所描绘的新社会，在接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还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对此，我们应该感到失望吗？但正如弗洛姆说的，建立新社会不仅是改革家和决策者的任务，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去做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并不容易，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从“活在当下”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到“断舍离”“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悄然兴起，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对真正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渴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微弱但又顽强的希望之光的存在，健全社会的理想才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