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世纪开始，西方的商品经济就不断开始兴起，金银在商品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满足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新航路的开辟成为了必要步骤。西方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这样深刻的思想变革后，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实力不断上升，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所以在王室的支持下西方的航海队伍开始进行对世界进行新的探索。但西方的目标是在《马可波罗行纪》中的黄金满地的中国以及印度地区，但是在当时航海技术条件技术的限制下，西方航海队并未寻找到书本中记载的东方地区，而是发现了一片新的大陆——美洲。从此美洲便成为了西方殖民者的金银产地以及原料产地。
对于当时的中国，还在明朝以及清朝的统治之下，虽然被后世称为是“康乾盛世”以及其他的称谓，但腐朽的政治统治以及与世界基本隔绝的社会状态正在动摇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中国在当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明朝开始中国就已经将白银定为法定货币，在明朝政府的规定中：“凡买卖货物，值钱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一下止许用钱。”所以在当时国家政策巨大的压力之下，白银货币化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虽然当时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但量变是肯定存在的。广大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商品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地区，广大的江南地区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广大的农作物已经变为经济作物，所以社会发展已经与前一时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明朝时期，当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之下，明朝社会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已经十分广阔，同时在货币白银化的驱使之下，白银在全国的流通已经成为了必然。而当时矿产的开采对于私人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其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中，而当时政府的政策是重农抑商，为了限制商业的发展，中国白银的开采并未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这时西方在美洲掠夺的白银就成为了催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的“膏药”，正是中国有着庞大的经济总量以及当时最为庞大的农业产出，所以中国便成为西方白银进出的最佳地区。在国内庞大的白银需求以及西方社会庞大的原料需求之下，中国的白银存量与日俱增。有了巨大的白银资本，便也在此基础上成功地推动了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了社会的稳定。
对于钱来说，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时的中国社会有了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到中国地区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必然要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虽然中国社会有着极为强势的政府和极具压迫力的政策，但是社会的裂变总是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引起的，随着中国经济形态的演变以及中国白银储量的增加中国国内对于白银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但受制于中国当时社会的经济政策，白银的经济效益并未能够完全在中国这片地区上面释放出来。但在明朝前期，随着权力的更替，一段时期是对外开放海关的，这便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两者间的商业贸易从而变得频繁起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货币仍然是以中国的钱币为基础而在此基础上面并以白银为帮助，两者间的贸易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两者间的白银交易量也是不断提升。而在1840年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变了，社会性质的变化必然会反应到它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去，大量的白银外流，而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地区早已被西方殖民者占领，成为了西方殖民者的原料产地和白银产地，所以东南亚地区也在世界连成一片的过程中未享受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而是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派生物。对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白银流向，受当时中国国情的影响，两者间并未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两者间的白银交易完全是在普遍的商品交易的基础上面形成的，而对于西方来说，对于两者的的白银交易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不同的，不平等的商品交易中形成的，从性质看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清两代时，白银对于社会发展已经是非常重要了，对于中国与东南亚的白银交流，两个地区间社会发展较为相似，所以两者间白银交流可以说是相向而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两个地区的社会性质发生改变以后，两个地区间白银流向便是朝着西欧，北美。只有较为小量的白银在这两个地区间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