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本人生病，遵医嘱需要静养，所以近期更新可能无法保障，抱歉）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关“盛世”、“治世”或是“中兴之世”的说法，加起来差不多有近70个之多。其中有的大家比较熟悉，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有的则比较陌生，比如永元之隆、天监之治、大德之治什么的；还有的让人感觉莫名其妙，比如晚唐分崩离析之际搞出来的所谓会昌中兴、大中之治，清末的所谓“同光中兴”等等。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盛世”、“治世”并没有严格的概念和评判标准。大都是后人在著史时冠以名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颇有“不看疗效看广告”的意味——比如元英宗硕德八剌于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二月颁布了《大元通制》这部法典，采取了加强吏治、减轻人民负担等并不新鲜的改革措施，但却遭到了蒙古贵族的疯狂反对。当年八月元英宗便因此死于南坡之变，在也孙铁木儿自立后，才正式实施了不足半年的所谓新政就无疾而终了，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但在史书中却浓墨重彩的记下了“至治新政”这一笔，不知详情者难免还会以为元朝出了什么明君仁政乃至盛世降临呢。
那么何为盛世？
我以为起码要在较长的时间里（比如20年以上），一个王朝对外军事力量强大，横扫周边无敌手（有也能灭掉或使之降顺），影响力辐射范围广，诸夷奉之为正朔，彼此贸易往来频繁；对内则天下一统，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
可是这样一来，还能称之为盛世的也就剩下开皇之治、贞观之治等寥寥数个了，连文景之治看上去都不够格——毕竟那个时候大汉朝还得向匈奴贿赂以公主（当然大都是拿冒牌货充数）、财帛，才能使其不至于南下入侵。可即便如此，匈奴人甚至不止一次杀入长安境内，掠夺人口、财物，汉军只能“礼送出境”，除此以外毫无办法。
不过相比于盛世、治世，中兴之世就更加难得，滥竽充数的也更多。
一个王朝想实现中兴，可能比改朝换代还难。
这里所谓的“中兴”，跟某家人们都很熟悉的通讯公司毫无关系，而是指在某个王朝的中期，在经历了衰败之后重新出现了向好发展的情况，甚至今更胜昔。
所谓的盛世、治世大都出现在王朝之初，因为刚刚经历过改朝换代而来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出现大幅度的倒退，实现复兴的起点较低、难度不高；而引发社会矛盾的主力军——世家豪族也因为战乱而遭受损失，或因权力中枢的更迭而暂时蛰伏，使得社会秩序较为安定；同时，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新王朝为了稳定统治，往往也多采取轻徭薄役的治民手段，这都使得王朝之初易出“治世”。像西汉的文景之治、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武德之治、北宋的建隆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等都是这种情况。
而这样的盛世、治世往往不能持久，大多也就是十几、二十几年就到头了。唯二的例外一个出在西汉，先是文景之治，再有汉武盛世，稍有倾颓之势后又强势搞出个昭宣中兴，延续了长达131年之久；另一个则出在唐初，先是武德之治，再有更牛的贞观之治，之后又有贞观遗风（即永徽之治和武周之治），最后以开元盛世收尾，也兴盛了138年。
故此史有“强汉盛唐”之说，其实大多指的也就是这不到300年时间而已。
而一个王朝要实现中兴，难度则要高出不知多少倍。
首先，一个王朝新立，旧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新兴的权力集团刚刚建立或是还未形成，从而推行新政、重新划分利益范围的阻力最小、成本最低，故此实现所谓的“治世”的难度并不大（比如像晋武帝司马炎这种货色都能搞出个太康之治）；而在一个王朝稳定运行了几十甚至上百年后，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权力分配也基本达成平衡，对任何侵犯其利益和权力的行为都充满强烈的警惕甚至是敌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不动摇国本的情况下实现和平的权力再分配（非和平的手段那就是政变、革命甚至是改朝换代了），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无论是实现治世、盛世还是中兴之世，皇帝都是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往往都是能力、眼光、格局等都高于常人的英雄人物，才能创立大业并为帝国奠基。而其后的帝王，因为大都是生于深宫、养于妇人，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是常态，指望他们做出连其祖宗都未必能干出的伟业，实在是太过于强人所难。
最后，所谓的中兴多数是出现在王朝发生重大危机或是已经呈现衰退之势的时候，这无疑就更加大了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的难度。比如像隋炀帝杨广、宋神宗赵顼、明思宗朱由检、清德宗载湉（即光绪皇帝）等皇帝都发现了危机并采取了颇为强硬的措施和手段，试图实现中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无疑将成为与夏少康、汉宣帝刘洵、宋孝宗赵昚等人同列的中兴明君，从而改写历史。
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话说这几位就算比不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什么的，也比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平庸皇帝强得多。起码他们还能看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而他们的大多数同行，哪怕发现了危险，大多也是选择无动于衷（即便有所举动也不敢直面主要矛盾），继续混吃等死而已。
所以在历史上各种盛世、治世加一起有近50个。而称得上“中兴之世”的，哪怕滥竽充数的情况更加严重，也仅有16个而已。
那么这16个中兴之世中，又有哪些名副其实、哪些其实难副、哪些纯属凑数，又有哪些连凑数的资格都不该有呢？
历数历代中兴——有的货真价实，有的留有瑕疵，但大多数都有滥竽充数之嫌。
在16个中兴之世中，有6个发生在夏商以及西周这“三代”。因为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太少，而且还被孔夫子以及他老人家的徒子徒孙们涂抹得无限“高大上”，所以可信度颇为值得怀疑。相对而言，少康和武丁的两次中兴的意义比较重大，剩下的、尤其是西周那两次颇有凑数之嫌。
到了春秋战国以后，留存至今的史料逐渐丰富而且可信，但此后出现的10个“中兴之世”的情况，却各有不同。
1、招牌最硬、最为货真价实的昭宣中兴。
昭宣中兴，是指在经历了汉武帝末期的朝局动荡、国势衰退之后，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相继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任贤用能、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等措施，使得西汉政权重新恢复了稳定，走上了重新发展乃至二度振兴的道路。不过刘弗陵8岁即位、21岁就挂掉了，期间还发生了燕盖谋反等事件，朝政完全由权臣霍光掌握。在此期间，西汉的国力虽然有所恢复，但要说呈现出中兴之相，还是汉宣帝刘询即位以后的事情。故此，昭宣中兴也被称为“孝宣中兴”（刘询的谥号为孝宣皇帝），看上去更为名实相符一些。
哪怕是以开皇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孝宣中兴也毫不逊色。
在对外关系方面，匈奴始终是西汉政权的头号大敌。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开始的汉匈百年战争，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以卫青、霍去病掀起的数次大反击为代表的高潮以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颓势。尤其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所率领的7万铁骑在燕然山全军覆没以后，汉军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匈奴的进攻能力，被迫全面转入守势。
然而在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也就是刘询即位的次年，他便尽发16万兵马分五路北攻匈奴，同时遣校尉常惠节制5万乌孙骑兵，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以夹击匈奴。这是两汉400多年里汉军最大规模的一次骑兵出征，使得匈奴人惊慌失措之下遭受惨败。更倒霉的是，匈奴人又遭遇到雪灾，“人民、畜产死者什六七”（《资治通鉴·卷二十四·汉纪第十六》），再也无力与汉军抗衡，不得不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和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两次向西汉投降。
至此，汉匈百年战争（实际上持续了130多年）终于由刘询画上了一个完满的结尾，汉匈之间开始了长达百多年的和平共处。
匈奴之患消除之后，西羌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刘询先以政治手段对其分化瓦解，再遣大将赵充国出兵平叛。至神爵二年汉军大破西羌，斩其首脑、降服其部落，使得其西北边疆恢复了平定。
在稳定了边防之后，同样是在神爵二年，刘询设置西域都护府，拜名将郑吉为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统领天山南北。从此中原王朝的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版图。正所谓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终现。
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往长安朝见刘询，甘愿称臣并为汉之北藩。同时来自大汉周边的各蛮夷部落之首领或其代表达几万人之多，亦在在渭桥下夹道排列，以求大汉天子的接见。当刘询登上渭桥时，无数蛮夷都山呼万岁，其场面之壮观堪称空前，大汉朝的声威至此达到顶点——举汉一朝的历代明君雄主如文景、汉武、光武均不曾有过如此荣耀，唯有几百年后唐太宗李世民被奉为“天可汗”之时，才堪与之相比：
“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在对内方面，刘询因早年有在民间生活的经历，深知“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卷八·宣帝纪第八》）的道理。因此他即位之后便大力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官吏选拔、奖惩制度，造就了王成、黄霸等名臣良吏；同时他还平理刑狱、惩治贪腐，使得自汉武末期以来充满暮气的朝堂为之一振。
刘询还大力发展经济，采取了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措施，同时利用自己的威望震慑世家豪族，打击土地兼并。同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还吸收战国李悝所创的平籴、汉武帝时桑弘羊所创的平准法的特点，首创了常平仓制度，起到了调节粮价、保护中小农民以及加强国家储备的作用。
经过刘询的努力，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西汉的户籍人口已由汉武帝末期的不足2000万，在短短的40多年间骤增到5000万以上；当时的粮价低至每石5钱，为有汉一朝最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官民矛盾大为缓解；同时西汉的疆域大为拓展，四夷宾服，边疆安定，西汉王朝再次出现了兴盛的景象，并维持了数十年之久。
对此，史书中对刘询的评价极高，甚至认为他的作为超过了备受儒家尊崇的汉文帝：
“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为如此。”（《《风俗通义·正失·孝文帝》》西汉·刘向）
2、堪比盛世但终有瑕疵的光武中兴、景圣中兴和弘治中兴。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号称大汉宗室，其实跟刘备这个“汉中山靖王之后”没啥两样——受“推恩令”的影响，刘备只能靠当游侠混饭吃，刘秀相对老实一些，不过也就混成了一个农夫而已。
如果没有王莽篡汉，刘秀别说光复汉室、称皇称帝、再造中兴了，估计也就是一辈子修理地球的命。不过新莽末年天下一乱，刘秀身上那块本来不值几枚铜钱的“汉室宗亲”的招牌立马就被镶上了金边，这才振臂一呼便有万千豪杰景从，最终竟夺取了天下。
不过就算刘秀真有“天命”附体，也不可能让人替他白打工，因此在他打天下之时难免要封官许愿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以招揽人才、扩张势力。而在天下大乱之时，有能力出人出钱出物资帮刘秀鼎定江山的，也无非豪族地主之流——且看在他麾下助其夺取江山过程中功劳最大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出身官僚地主，即便是家世寒微的经此拥立之功后，也鸡犬升天变成了新的豪门。
所以刘秀光复汉室以后，放眼望去天下又被昔日的“哥们兄弟”瓜分得七零八落，这让他怎么受得了？于是刘秀只好调转矛头对准了那帮曾跟他打天下的功臣，搞起了“二次革命”。
于是所谓的“光武中兴”，其实就是刘秀与他的功臣集团互掐的结果，只不过刘秀毕竟是皇帝，而且声望巨大，所以逼迫得功臣集团不得不妥协让步而已。所以刘秀在位期间，东汉中央朝廷加强了中央集权，禁止功臣、勋贵干政；在地方上废除了都尉、遣散了地方军队、废除更役制度；经济上通过颁布释放奴婢诏令，严厉制裁豪门地主私蓄、虐待人口，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恢复了田税制，实行三十税一，减轻了人民负担；当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下令度田（即重新丈量土地）、检查户口，加强中央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
通过刘秀的努力，东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迅速走出了新莽末年的衰败局面，实现了社会稳定、民生发展，与历史上的各种盛世、治世相比也不遑多让。
但东汉名为光复汉室，实与新创王朝无异，故此光武中兴实现的难度其实要比昭宣中兴低得多。同时刘秀也只是凭借自身的威望暂时压制和缓解了皇权与豪门地主的矛盾，并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于是当刘秀死后，尤其是到东汉中期以后各种积压的矛盾相继爆发，最终东汉还是亡于豪族地主之手。
当然不能把这些责任都归于刘秀，但与刘询相比还是有所不如。
景圣中兴，又称为景宗中兴，是指辽景宗耶律贤在位期间对辽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如采取了重用汉官、改革吏治、采纳谏言、加强军事力量等措施，使得辽国在经历了辽穆宗时期的衰败后迅速恢复了实力，随后在高粱河、瓦桥关等战役中大败北宋，在宋辽之间彻底建立了优势地位。
辽穆宗耶律璟人称“睡王”，除了吃喝玩乐就是睡大觉，根本不理政事。而且他为人残暴，以杀人为乐，史称“荒耽于酒，畋猎无厌。侦鹅失期，加炮烙铁梳之刑；获鸭甚欢，除鹰坊刺面之令。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辽史·卷七·本纪第七》）搞得国内叛乱四起，对外被后周打得屁滚尿流，他自己也在黑山之乱中被人弑杀。
要不是他的继任者耶律贤大力进行拨乱反正，重新使辽国实现了复兴，那么以北宋初创时的锐气，一举夺回幽云十六州甚至灭掉辽国也并非不可能。在耶律贤死后，因为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所以由承天皇太后萧绰摄政，继续延续了耶律贤的改革措施。而在耶律隆绪亲政之后，他继续深化改革，实行了对外扩张、开科取士等措施，使辽国（当时的国号为契丹）的国力达到了鼎盛。
从耶律贤经萧绰至耶律隆绪，辽国一改耶律璟在位时期的颓势，实现了中兴，并保持了60多年的稳定发展——就景圣中兴对于辽国的作用和影响而言，可以堪比西汉的昭宣中兴。不过在历史上毕竟奉北宋为正朔，辽国的复兴对于中原王朝而言除了看着生气和眼红以外，哪能有什么心情去吹捧歌颂？所以景圣中兴相对而言名声不显，知道的人也不多。
弘治中兴是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一改成化年间政治腐败、奸佞横行的局面，使得明朝实现了短暂的复兴。因为弘治中兴这码事讲过的人实在太多，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多废话了。
之所以将弘治中兴归类于稍逊昭宣中兴一筹的行列，原因有三。
首先是朱佑樘所实现的明朝中兴的时间太过短暂，只有十几年而已。要知道前面说过景圣中兴延续了60多年，昭宣中兴也有40年左右（影响的时间更久），所以弘治中兴对于大明朝而言可谓是“救急却救不了穷”。
其次是朱佑樘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是“急就章”下的应对措施，并没有解决明朝的主要矛盾，甚至缓解的效果也不明显。比如他采取了驱逐奸佞、任用贤臣，兴修水利、控制灾害等措施，确实繁荣了经济、稳定了社会，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明朝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比如边患问题、土地兼并问题、财政危机问题等，却没有在他手中出现明显的好转。
最后就是朱佑樘死后便“人亡政息”，无论是他的亲儿子朱厚照还是大侄子朱厚熜对于弘治中兴下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和成果都不怎么感冒，更提不上继承，导致明朝很快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3、剩下的所谓“中兴”，除了言过其实就是滥竽充数。
北魏的孝文中兴确实加强了民族融合，历史意义重大。但仅对于北魏而言，这剂“沉疴猛药”的副作用却实在是过于强大，不仅使其统治根基遭到了削弱，为后来的六镇之乱埋下了隐患，而且加深了鲜卑统治上层的矛盾。等到孝文帝元宏一死，北魏马上陷入了内乱，皇帝跟走马灯似的在30几年间换了12个，这还能有个好？于是北魏王朝彻底完蛋。
所以，与其说元宏的改革为中兴，不如称其是北魏的掘墓人。
晚唐是副什么德性恐怕大家心里都有数——外有吐蕃、回纥等异族夺其江山半壁，地方藩镇形同割据，中央被宦官、权臣以及时不时冒出来的外戚所控制，皇帝形同傀儡，经常被撵得四处逃命不说，还动不动就被宦官要了小命。然而奇葩的是，就在这一时期突然冒出了元和、会昌两大中兴不说，还搞出了个“大中之治”，实在是让人感觉莫名其妙。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
首先是唐宪宗李纯、唐武宗李炎以及唐宣宗李忱确实能算得上是不错的皇帝。要是把这三位放在中唐以前，就算比不上李世民、李治，起码也不比李隆基差劲多少，这也是他们能够有所作为的基础。
其次是问题出在了宦官头上。自从安史之乱前后高力士、李辅国、俱文珍等人崛起以来，唐朝的中央权力基本就控制在这些著名的大宦官手里。不管是连哄带骗还是使用暴力手段，反正皇帝几乎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连废立事都不例外。不过自从著名的宦官“理论家”仇士良退休以后，大唐朝的宦官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尽出马元贽这样的低智商笨蛋，哪里斗得过像李炎、李忱这样的角色？所以唐朝的中央大权才得以短暂的回归到皇帝手中。
不过随着新一代的宦官之王田令孜的崛起，李唐皇帝又重新回到了当傀儡的位置上，直至唐亡。
李纯、李炎、李忱这三位皇帝确实有中兴之志，也颇有些手段。不过此时的大唐朝已是沉疴难愈、非人力可以扭转，因此他们也仅是让即将坠入深渊的大唐稍稍延缓了死亡的脚步而已，称之为中兴、治世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明朝的嘉靖新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称之为“中兴”就有点扯了。其取得那点成果仅限于局部，比之弘治中兴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而且也未能全面的展开，还很快就被废止，反倒使得社会风气愈发奢靡，官员贪污成风，破坏了原本还算淳朴的政治风气，使得局势更加败坏。所谓的“嘉靖嘉靖，家家皆净”，那可不是说着玩的。
所谓的万历中兴，其实就是万历十五年前的张居正改革，结果又被朱翊钧这货亲手毁坏殆尽，使明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复兴的契机。
至于同光中兴，就不用我说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