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還在消化今年的澳洲系統排列大會，想像去年一樣把一些精彩的工作坊分享出來，可是心境不同，寫出來的感覺就不同，儘管心儀的老師們給的內容都很精彩，我就是遲遲寫不出來，在下筆無味之際，突然有驚艷！這位來自巴西的美女律師嘉碧兒對於系統的認識，隨口結合司法程序、衝突解決與創傷反應，還有如何以不同形式的排列解決衝突的精彩案例，全部令我擊節再三。

過去我對巴西的印象是貧窮， 嘉年華，森巴舞，悲慘的被殖民史，被焚燒的亞馬遜雨林，失落的亞馬遜原住民文化，還有通常與貧窮一起出現的貪污。但是誰想得到，這個貧窮人口比例將近10%，人均收入只有台灣一半的國家，卻是世界上第一個將系統排列納入司法體系的國家，同時也是將系統排列納入醫療體系的先驅，系統排列在巴西已經是公共醫療體系認可的替代醫療方法之一，也是法院提供和接受的替代衝突解決方案。

是什麼促成了這項創舉? 首先是迫切的實際需要。

巴西有2.15億人口，可是在2015年法院就有1.8億等待審理的案件。同樣是開發中國家，印度的人口是13.8億，而同一年印度等待審理的案件是3.2億。打官司在巴西幾乎像是一種全民運動，一個人可能不是正在打官司，就是準備要打官司，或是在短則數年長則十幾年的煎熬之後終於打完官司，因此巴西的法院長期處於完全超載的狀況，非常需要訴訟以外的方法來解決爭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從系統觀點來看或許能從巴西獨特的歷史説起。有別於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必須經歷革命和戰爭才能取得獨立，巴西的獨立像是天上掉下來的。1808年，葡萄牙國王被當時橫掃歐洲的拿破崙趕出葡萄牙，皇室倉皇出逃到殖民地巴西。拿破崙垮台之後，國王又回到葡萄牙，留下他五歲的兒子在巴西。這個五歲的小孩長大之後成為巴西國王，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1822年，在沒有流血革命也沒有獨立戰爭的情況下，巴西國王自行宣布巴西獨立。然而巴西文化當中也有一個特色，那就是一般人不知道他們有能力自己做決定，巴西人習慣將決定交給上面的人，例如政府來做，或許這是為什麼巴西法院裡有堆積如山的待審案件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期待由法官來替他們做決定。嘉碧兒認為，以系統的角度來說，巴西人像個孩子等待父母給他們奶瓶，並且總是在等待英雄。她的挑戰常常在於幫助人們自己做決定，離開無助的孩子的位置，進入成年人的位置。她也常常提醒她的當事人，更大的能力，意味著更大的責任。

從衝突解決的方法來看，打官司是傳統上唯一一個單方面就可以開啓的衝突解決程序，任何人不需要另一方同意或合作就可以提告。而從創傷理論來說，人們在衝突當中會感到害怕並且想要保護自己，此時爬蟲腦的自我保護本能是最強大的，在人們感到受傷的時候，並不會用理性腦去思考最合理最有效率的解決方式，更無法開啟合作、同理、設身處地這些高等社交功能。所以，打官司雖然是最昂貴也是耗時最久的衝突解決方法，卻往往是人們第一個想到的解決方式。在司法系統完全超載的情況下，發展訴訟以外的衝突解決方式是非常必要的，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在這方面最先進的國家，1990年代開始就要求當事人在提告之前需要先嘗試替代方案，例如調解（mediation) 。嘉碧兒是巴西第一批在美國學習調解，並且將這套方法帶回巴西的律師之一，她也是巴西調解法的起草人之一，這項法律在2015年生效，規定公民在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前必須先嘗試替代解決方案。這項法律也規定，各地方法院不只要提供替代衝突解決的場地，還有義務解釋和宣導替代程序。因此，當法官 Sami Storch 將系統排列正式引進巴西司法體系的時候，像系統排列這樣非傳統的衝突解決方式已經在系統中有一個位置，人們知道他們必須先嘗試打官司以外的方法，這就是為什麼嘉碧兒説，在巴西，調解是系統排列之母。

那麼系統排列相對於調解有什麼作用呢? 對於一個深受創傷的人來說，當他進入調解程序，他會重複述說自己的故事，因為調解是一個很頭腦的過程，需要很多對話，然而創傷的特點之一就是人會變得僵化，無法從固定的思路中出來，當事人會像一隻白老鼠在輪子上不停地轉那樣重複同樣的論述，無論調解律師用什麼對話技巧，當事人也無法脫離自己頭腦裡的怪圈。 一開始，嘉碧兒會從皮包裡拿出一些小東西來，比如唇膏或是眼藥水之類，她會告訴當事人，請你用3D的方式來告訴我你想要告訴我的。於是當事人會把這些小東西擺在桌上，開始說：這是我爸爸，這是我弟弟，這是關於我們家的公司⋯。以這種具象的方式，當事人和嘉碧兒都能得到一個更完整的畫面，這樣做的過程中當事人也得到一個機會從混亂的頭腦中出來，看看他自己在這件事當中的位置。

有一次嘉碧兒發現，一位當事人在整件事當中完全看不見他自己，於是她問當事人：你的眼睛是什麼顏色？這位當事人有一對非常美麗的藍色的眼睛，然而他卻說：我媽媽說我的眼睛是綠色的。於是嘉碧兒起身拿了一面鏡子放在當事人面前再問他：你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然後這位60歲的男人赫然發現，他的眼睛是藍色的，這是他人生當中頭一次注意到自己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索菲海靈格在「我們擁有的幸福」當中也提到過類似的方法，當案主閉上眼睛哭泣，他打斷對方，要求對方看著他的眼睛，並且問他：你能看到我的眼睛嗎？我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這樣做的用意即是將某人從他的感覺中帶出來，「如果有人陷入自我並且閉上眼睛，沉入一種感受中，那麼這種感覺是沒有價值的」，「這種感覺裡面沒有力量，只有有力量的感覺才是有價值的」。嘉碧兒敏銳地察覺到客戶無法在系統當中看見自己，只用簡單的方法就把客戶帶回他自己，也把他從別人那裡繼承的感覺和看法當中帶出來。

當嘉碧兒開始用這些方法的時候，她自己還是一個案主，系統排列對她很有幫助，包括幫助她克服在大眾面前演講的障礙，但是她還沒有正式學習系統排列，也沒有意識到她已經開始用系統觀和排列的原則去和客戶工作了，她只是發現這些技巧很有用，於是她開始從家裡拿一些道具放在皮包裡，有時她會帶一些小水晶，有時她會用木頭積木，因為她常常有工程師或建築公司的客戶，所以她會用不同的小道具來配合當事人的文化。這樣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她終於決定要好好學習排列，並且參加了德國海靈格學校在巴西提供的培訓。當時嘉碧兒對於在她的專業領域中使用排列最大的疑慮是，她的律師身分和排列師的身分是否有衝突？她的老師用了三位代表來看這個議題：一個代表整體的嘉碧兒，另一個代表律師的嘉碧兒，還有一個排列師的嘉碧兒，在排列中這三位代表自然擁抱在一起，而且很開心。很明顯的，嘉碧兒是可以整合這兩個角色的人。

當然，身為律師嘉碧兒並不天真，她非常清楚調解人對「中立」的要求與排列師的「無為」是不一樣的。調解人在調解過程中必須完全中立，不偏不倚，她的任務是協助當事雙方進行對話，希望盡量能幫助當事人脫離受傷的原始腦，進入理性的思考腦。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她必須令雙方感到足夠安全，她不能對其中一方有批判，因為受到批判的人一定會感覺不安全，兩造雙方當然會批判彼此，可是至少調解人必須保持中立。作為調解人，她有一個優勢，就是她可以和兩造單獨會面，在這些單獨會面中，當事人可以告訴她他們真正的想法，而不需要擔心另一方會知道。有時她就會用上面描述的小道具排列來和當事人探索他們真正想要的結果， 她發現通常會產生兩種可能的效果。第一種是，當事人有機會跳脫他原先的想法，然後發現他在這個事件中的感覺並不是對方的問題，對方只是扮演了一面鏡子，提供給他一個機會去看他自己的陰影，這個陰影可能來自童年，也可能來自另一個事件。在眼前的事件中，雙方只是各自扮演了一個角色，恰好引發了彼此之前不想看的陰影，當他們願意去看他們自己的陰暗面，也去看他們自己在這個衝突當中的責任，再回到談判桌前的時候，雙方會變得比較輕鬆，也比較能看見什麼屬於他們，什麼屬於另一方，換言之，他們回到了成年人的狀態，不再像個受傷的孩子，他們開始明白，那個受傷的孩子其實和對方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此一來，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會提升，他們的問題看起來也沒那麼大了。

第二種情況，嘉碧兒記得她第一個這樣的案例是一對已經分手10年以上的夫妻，他們之前已經調解過兩次，一次在美國，然後當他們搬到巴西之後，又調解了一次，但是他們依然沒辦法以父母的身分合作，他們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有特殊需要，這個孩子的荷爾蒙非常旺盛，已經製造出他自己的孩子，因此在原來的問題之上他們又必須處理新的問題。由於他們在這十年當中累積了那麼多痛苦和受傷的感覺，以致於他們只要一見面就控制不住情緒，只會對彼此大吼大叫，完全無法溝通，可想而知，要讓他們之間對話有多麼困難。當他們來找嘉碧兒的時候，雙方都確定另一方完全是錯的，而自己完全是對的，而且他們覺得不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同意另一方，這在調解的案例中很常見，也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嘉碧兒必須先和他們單獨會面，她邀請當事人以3D的方式給她呈現他們的家庭現在的樣子，然後她請他們想像，他們的家庭接下來理想的共存方式，例如，孩子們怎麼樣維持和母親的關係，和父親的關係; 在某些情況下，孩子要去找誰等等。嘉碧兒看到，儘管他們的想法那麼分歧，可是他們的排出來的畫面卻非常相似，於是她問當事人，她是否可以把這些畫面拍下來，是否可以給另一方看，當事人同意了。當他們看到彼此排出來的畫面原來如此相似，他們終於有了開啟對話的可能，他們終於明白他們想要的結果是一樣的，雙方都想為了孩子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他們也第一次有機會感謝彼此，謝謝對方是孩子的父母。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在那之後這對父母都能彼此溝通。

系統排列在衝突解決方面的效果是顯著的，根據巴西正式的紀錄統計，沒有參加過排列直接進入調解的和解率是60%，而參加排列兩個星期之後再進入調解的和解率是86%。排列的功效不只表現在數量上，也表現在質量上，經過排列再調解的案子再回到法院的機率顯著降低，因為有些直接進入調解程序的當事人並沒有真心接受調解的結果，他們的負面感覺並沒有化解，因此很容易因為同樣的根源再度發生衝突，而那些通過排列真正看見彼此的當事人不會再回到法院，因為他們真的接受了調解。這些數據和資料都被記錄了下來，也由專人負責做質與量的研究，嘉碧兒正在將研究結果從葡萄牙文翻譯成英文。想像一下，如果系統排列能以這樣的方式運用在我們的司法系統當中，對那些在漫長的訴訟程序中受苦的人們，會是多麼大的福祉? 有多少爭奪孩子撫養權的父母們，可以少花一點時間傷害彼此，傷害孩子？又有多少孩子不必被夾在父母中間，在漫長的家庭戰爭中身心受創？

嘉碧兒在很多案例中發現，以系統排列的方式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幫助當事人，不僅調解的成功率大增，有些時候甚至不再需要調解，系統排列能減輕司法系統的負擔，使人們打官司的需要減少。這並不是說，排列能夠取代傳統的司法程序，每一個案件有其適當的解決方式，而有些案件的確需要進行訴訟，但即使是這樣的案件，排列也會顯示出來，而且當人們知道他們已經努力嘗試過其他的解決方法，他們也能以比較輕鬆的心情進行訴訟。正如伯特所說，每個決定的背後都有一些沒有做出來的決定。很多時候最使人煎熬的是人們做了一個決定，因為他們不得不這麼做，但是他們依然在想著其他的選項。排列不能代替人們做決定，相反的，排列的作用在於讓人們更淸楚他們做的決定。不論他們做了什麼決定，排列永遠是在幫助人們同意他們自己所做的決定。當人們接受自己的決定，也對其他的選擇感到釋懷，他們就更能同意決定的後果。

排列相對於調解的一大優勢是，排列像打官司一樣，只要單方面就可以進行，但是打官司通常會帶來更多傷害，而不是療傷。在調解程序中，常常會碰到一方準備好，但是另一方還沒有，或者是因為其中一方想調解，所以另一方偏不要的情況，這種時候通常無法進行調解，但是排列在這裡不受限制，如果有人對嘉碧兒說，我有一個情況想要調解但是另一方不願意，這時她還是可以用排列幫助這個人。從系統觀點來說，當衝突中的一方回到比較正確的位置上，整個系統都會趨向比較正確的位置，這個當事人會比較有辦法和另一方對話，或是不再需要說什麼，這些情形常常在排列之後發生，當人們了解系統，了解生命就是這樣，他們可以與現實共存，衝突會自己消失，不是因為排列製造奇蹟，而是排列幫助人們了解和擁抱生命原本的樣子。

有人問到，系統排列如何幫助家庭中性侵和家暴的受害者。目前系統排列還沒有被用在刑事法庭，只適用於民事法庭。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青少年犯罪、家暴和性侵，排列可以在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的範圍內進行。嘉碧兒強調，在司法體系當中，罪行是不能討價還價的，犯罪必須被懲罰，但是犯罪的人可以被治癒、和解和認可。修復式司法的前提是加害與被害雙方自願參加，加害者的罪行會受到懲罰。但是，加害者可以被視為一個人，和受害者一樣是人，也一樣需要找回他們的生活。因此排列在這裡不會取代懲罰，而是給加害者一個機會去改過自新，通過他所犯下的大錯，加害者或許能學到些什麼，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然後從這個糟糕的情況當中做一些好事。對於受害者和家屬來說，修復式司法可以提供一個哀悼的機會，去正視那份痛苦，去承認發生了什麼，從事件的陰影中走出來，也走出創傷的凍結模式。受害者可以去看，我從中學到了什麼？當我承認這些經驗之後，我能做些什麼？並且去看，當我成熟之後我的系統發生了什麼？

說到這裡，我想起那些最令我震撼的關於戰爭和謀殺的排列，一幕幕加害者與受害者在一起的畫面。在排列當中，受害者和倖存者總是哭得那麼慘，整個家族，整個民族都需要哀悼，而這種哀悼 並不會通過懲罰和報復達成，在表達了憤怒恐懼和哀痛之後，加害者與受害者需要一同深深地看見和承認發生了什麼，加害者總是需要被容納在整個畫面當中，他們和受害者一同哀悼。將加害者排除在外是傳統司法制度的做法，把犯罪的人關起來，把他們和社會隔開來，是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而系統排列則是在幫助人們向前看，重新回到平靜，回到生活當中。懲罰是必要的，但懲罰本身並不會帶來修復，不會帶來和解，也不會帶來心靈上的平靜，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即在於懲罰之外如何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從這方面來說，那些關於謀殺，關於加害和被害的排列都是修復式司法，只是那些事件通常年代已久，傷害已經同時影響著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後代，直到事件當中每個人都被接納進來，加害者與被害者才同歸於安寧。伯特海靈格説，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靈魂屬於彼此，然而要承認這一點是那麼難。

在系統排列正式成為巴西法院所接受的替代衝突解決方案之後，有些在大城市裡的法官，可能有一整個團隊可以給當事人做代表，但也有許多法官在偏遠地區，沒有那麼多資源，他們也會像嘉碧兒一樣就地取材，來幫助當事人換位思考。還有一些法官本身就是排列師，但他們會用排列在組織系統層面創造資源，而不是直接下去做排列，比如在聖保羅法院下有一個計劃叫做「家庭之家」，「家庭之家」裡處理的都是家庭中的議題，他們提供許多不同的治療方式和社工來幫助衝突中的家庭。那麼法院能規定當事人參加排列嗎？當然不能。排列是無法被規定或是被強制執行的，況且待審的案子實在太多了，就算每個人都想要有排列，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人力給每個人做。目前比較普遍的做法是提供系統排列的概念給當事人，然後願意的人可以參加原型排列（prototype constellation)。嘉碧兒也常常做原型排列，針對一個主題或議題，比方說媽媽要求爸爸付贍養費，讓所有在場的人都先感受一下自己和這個主題的關係，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但是總有和這個主題相通的地方。然後他們會設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和一個孩子，每個人都去觀察這些代表們如何移動，他們有什麼情緒上和身體上的感受，儘管原型排列不是針對某個特定的家庭，代表們和在場的人依然能有切身的感受也依然能得到洞見。原型排列會帶出議題中重要的感覺，所以每個人都能從中獲得些什麼，這是一個很有效的學習方式，每個人也需要花些時間去消化他們得到的訊息再進行下一步。在某些法院，當事人可以在原型排列之後要求一個個別的排列，但是原型排列的價值並不亞於個別排列，因為當事人觀察並且吸收到的身體感官上的感受，是一種全面而立體的經驗，也促使他從原本僵化固著的想法中出來。

除了法院以外，嘉碧兒也時常在企業內部做衝突解決。疫情開始之前，有一家公司的創始人請她來調解公司內部一位經理和他的團隊以及和另一位經理之間的衝突，這位經理是這家公司的第一個員工，在公司創始的時候就和公司的四位合夥人一起工作，因此他在公司裡似乎有一個特別的位置。當客戶向嘉碧兒解釋情況的時候，嘉碧兒問他：我們可以嘗試一個不同的工作方式嗎？客戶同意了，於是嘉碧兒做了一個關於整個公司的排列，她覺得這可能是人力資源管理上的問題，因此她請來一位非常有經驗的人力資源專家同時也是排列師在旁邊觀察。在這個排列中，她發現這個系統有許多錯位，也有很多權力上的不平衡，排列進行的時候，這家公司的四位創始人都在場，而那位經理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因為這個排列根本不是關於那位經理，而是關於整個公司。兩個星期之後，嘉碧兒與人資專家一起和公司的四位合夥人開會，他們做了一個人力資源重整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內容百分之百來自于嘉碧兒所做的排列，公司執行了這個計劃。疫情開始後，儘管這家公司的產品和醫療或口罩毫無關係，他們的業績卻在兩年之間成長了百分之五百。這是相當令人興奮的成果，也令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之感，原來排列可以處理的不只是虛無縹緲亂七八糟的感覺，還能有這樣實質的成效。對嘉碧兒來說，她做調解律師能賺的錢更多，因為調解需要的時間比做一個排列長得多，但是她覺得做排列帶給她的成就感更大，對她的客戶來說也更有益處。

最後，嘉碧兒提供了兩個她常用的系統練習，希望幫助到正在面臨衝突或是卡住的人。

系統練習一

1、想一個你現在面臨的衝突

2、回答下列問題：發生了什麼事？有那些人直接或間接相關？這個衝突試圖平衡什麼？

3、放三張白紙在地板上：一張代表另一個人，一張代表你，中間那一張代表中立地帶

4、站在代表自己的那張紙上，看著代表另一個人的白紙，想像那個人就站在你面前，注意你的身體感受到什麼

5、站在代表另一個人的紙上，看著代表你的那張紙

6、回到代表自己的那張紙上，再去看另一個人，注意這一次的感受有什麼不同。

7、你明白了什麼？有沒有什麼你之前沒看到的？有沒有什麼能帶你走向解決之道？

系統練習二

1、放三張白紙在地上。

2、第一張代表你今天的樣子，第二張代表從今天到未來的道路，第三張代表你的未來。

3、站在第一張白紙上，從身體裡感覺那個問題，但是看著更好的未來。

4、站在第三張紙上，感覺當這個問題解決的時候您是什麼感覺

5、最後站在第二張白紙上，去感受要得到解決需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