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读者会问：为何日本作家喜欢自杀？
我们知道的有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还有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的自杀犹如西方“诗人之死”，被赋予一种哲学上的审美意义。川端康成深受日本禅宗文化影响，因“物哀”而感伤，因迷恋“美之绚烂”而不想让生命走向“衰朽”而自我了结。
芥川龙之介却要复杂得多，他是一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却活在日本现代性与旧的文化观念交织的变革时代，而时常生发出“美之嫌恶”从而表现出模糊的不安。
他1927年7月24日在其寓所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杀，枕边搁置有圣经、遗书与遗稿。
遗书《绝笔——致某旧友的手札》被选编入他的短篇小说集《绝笔》日前出版，该短篇集收录了作家《罗生门》、《竹林中》等名篇，新版完全保留了民国初版时的风貌，加之鲁迅、夏丐尊等大家的翻译，使之把作家的创作、当时的生活迷思都近距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得以重新窥视一个天才作家的决绝和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先知性洞见，他小说的冷峻手法不仅影响了鲁迅，还影响到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等，所以有评论家把他称作日本的“卡夫卡”。
芥川龙之介与《罗生门》
与众多中国读者一样，因受黑泽明电影《罗生门》的影响，我们多少对芥川龙之介的原作有些偏见，认为是电影大师赋予了《罗生门》新意。黑泽明用电影的平行方法重新阐释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在“罗生门”的现实寓意，这是后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用批评家苏珊.桑塔纳的说法就是一种“阐释的阐释”，给予“欲望与谎言”一种合理性解释，不做价值判断，只力求事实呈现，比较符合文化的介质性审美。
今天重读原作《罗生门》（鲁迅译）与《竹林中》，或许是走过人生旷野，才真正读出芥川龙之介的不同凡响，他完全不同于电影的现实性妥协，而是直接把我们带入人性的深渊，让我们看到欲望背后的一动一念的破坏力，这种不可否认的人的罪性所指向的灵魂迷途，恰恰是对人性保持幻象的现代文化不愿正视的，尤其是受耻感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其指向的最多是对欲望行为的批判，所以黑泽明在电影的结尾留下人性关辉的一点尾巴，但芥川龙之介却否定了现实的救赎之路，所以他自己的人生也是以最决绝的方式来告别这个“无解”的世界。
“罗生门”可以看做是地狱之门，它是一座废弃的寺院，因战争、瘟疫，里面布满蛛网、蝙蝠、臭虫与死尸，一位被辞退的家将到罗生门避雨，遇到一位老妪正在从死尸头上拔头发，“他人即地狱”，陷入困境的两人，只因为一人比一人更不义，本想做盗贼的家将升起了制服老妪的勇气，老妇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反而为自己的生存辩护，由此激起家将的杀机，杀人后，家将隐入到昏暗的夜色中。
偷盗、抢劫、制造有毒食品，从僧人到乡野樵夫，《竹林中》受到盗贼凌辱的夫妻，他们走向的不是同情、遮盖、爱，而是憎恶，每个人都从自利的动机寻找理由，这就是“善恶”掌握在个人手中带来的人的倾轧，杀人与自义，运行在每个人身上的是“力量的法则”，最后，杀人成了显示个人意志的终极方案。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任何事?
作家芥川龙之介
在《袈裟与盛远》中，芥川龙之介根据史实故事，写了高僧盛远在出家前如何在没有任何恶念的动机中杀人，故事很短，只几千字，但把一个好人的“情杀故事”写得冷冽清澈，堪比《卡拉马卓夫兄弟》，一个没有任何动机与杀人表情的谋杀可能更让人恐怖，因为他们直接把人当作了物。
不，盛远还说不上情杀，也不存在嫉妒，他在袈裟出嫁前爱过袈裟，但只是肉体欲念，几年后当他们重逢时，他已经从她褪色的容颜里生发出“嫌恶之心”，这或许是龙之芥川介对“美之易逝”、感觉之不可靠而产生的一种幻灭感。
而仅仅是因为自负、征服欲，盛远引诱了袈裟，在其欲望满足的一瞬后，盛远对袈裟没有生发爱恋之心，却是对女人毫无羞耻之心有了新的厌恶，为了摆脱这种厌恶，他于是对她说，把你丈夫杀了吧，女人在欲望驱使下，却一步步滑向犯罪深渊，结果要杀丈夫的盛远却误杀了袈裟，因其欲望的满足却愿意被欲望所虐杀，这是双重叙事，盛远后来皈依佛门超度袈裟亡魂。
这是芥川龙之介对“肉身成道”的质疑，所谓的“梵人合一”，不过是夸大人性，或者把人性拉到神性的高度，所谓的不死不灭，如果罪恶没有最终的解决，生命只是循环，最后这一切还是无解，因为欲望不会自动消失。
在《鼻子》中，他写了一位禅智内供，一心渴望往生净土，却因鼻子过长，带来不少烦恼，鼻子太长，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也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小说充满反讽，一个往生净土的智者，却陷入心理上的智障中，用了最可笑的方法，结果鼻子还是鼻子，长而不去，即或念经供佛，还是消除不了“渴望正常”的欲念。所以，龙之芥川介说“所有神的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他言下之意是，只有死亡能消除人的欲望，欲望是趋向自利或者毁灭他人的力量，但都不可能自我净化。
中国少女的西洋梦
向上，他否定了靠“行为称义”的修行之路，在《绝笔》中，他也提到他的小说为何都是放在旧时代的背景下，而对于当下时代的社会背景，却故意不写，这是因为他不安于日本封建时代的影响力还在，甚至还作为日本现代性背后的精神结构性存在。
我们可以从《南京基督》，看到他的彷徨，比之芥川龙之介其他冷冽的作品，这篇小说却充满温情，一位苍白的中国少女宋金花，因生活所迫走上娼妓的道路，因她对基督的爱，其暗淡的生活有了亮光。
不料，金华却感染上恶性梅毒，她从此不接客，只专心静养、敬虔度日。金华其他的姐妹告诉她一个秘方，说只要带病接客，就可把梅毒传染给客人从而治愈自己，金华却不愿意把病传染给客人，只是更虔诚地向神祈祷。
一天深夜，一位外国客人走进了金华的屋子，客人似乎是喝醉了，金华害怕把病传染给客人，死活不顺从，把客人推出了屋子，在恍惚中，她看到了桌上的灯光，客人像是回到了屋子，继而变成了基督的模样，然后又像是畅游在天堂，让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爱的震颤。第二天，她醒来发现是梦，但病却好了，它确信自己被医治了，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芥川龙之介囿于知识分子的理性，在小说的结尾不妨加上一个嘲讽的尾巴，说是他的一个旅人朋友曾碰到一个外国通信员，因嫖宿一个女子而感染上恶性梅毒以至于发狂，这个女子却把他当成了耶稣基督，日本旅人踌躇是给这个女子启蒙还是让她继续做西洋梦？
给这个女子启蒙还是让她们做西洋梦，这不仅是日本文化人的问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想扮演的启蒙者角色定位。不过，这却让芥川龙之介升起的希望又倒在了他的第一个假设性导致的错误前提里，朋友看到的事实让他对金华的超自然治愈起了疑惑，但他却没有对女人可以通过男人把病传染出去这个假设性前提进行质疑，所谓的理性自负，都是来自于对我们个人判断力的绝对信任，最后，他也就放弃了基督这条救赎之路。
中国的现实与肉身沉溺
在《绝笔》里，他也否定了为生存而生存的肉身之路，我是一匹人间兽，但是照我已经厌倦食色看来，大约我的动物力已经渐渐消失。我现在所住的，是冰一般清澄的神经的世界。这就是人作为“动物生存性”的一面被满足后，人要往何处去的终极问题？
从《鼻子》到选集附录《中国游记》，东方佛教、哲学不仅没有给他提供精神上的超脱，反而让他陷入到更深的绝望中，最后连基督信仰的微火也熄灭在个人的骄傲中，而他对中国现实与文化人的批判，即使是放在100年后的今天，也让人惊叹！
其实影响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是同样的自负，他从南京、芜湖、北京，一路上看到的是中国的苦力，国民不问老幼，只是唱着太平曲，文化遗老们却热衷政治、整天讨论中国何处去，但并不关心具体的中国人。
他的话很刺耳，但的确是来自于对现实的观察，也说得诚恳，他说“如果目击了中国国民的腐败，还能爱中国，这不是颓唐已极的肉欲主义者，即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迷信者。”
不论是日本现实，还是中国现实，都让他看到了文化上的压制与物质的“虚无”，向上，是“宗教道德的自义”，向下是对肉欲主义的沉溺，于他，已没有意义，而中国人却从物质的迷恋找到现实变革的动力，肉身成道或者期待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昏君一人之天下”变成“豪杰一人之天下”，不得不说，他的观察极具时代性，其思想也很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