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芥川龙之介等于《罗生门》。诡异的故事走向，莫衷一是的结尾，作者又是自杀离世，我们想象芥川龙之介，是一个阴测测的日本男人，喜欢在岁月的褶皱里翻检生活乐趣。

《中国游记》，当然是芥川龙之介造访中国时写的文章，想到芥川龙之介于1927年自杀，拿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游记》，我首先确认的，是《中国游记》记录的是作者哪一年游历中国的观感。书的重头戏《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分别写于1921年和1922年，文字的书写与作者的行走几乎同时进行。我仰头想了想自己对1921年和1922年的上海和江南的了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假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1921年、1922年中国的大局，芥川龙之介能在褶皱翻找到什么呢？

出版方将《中国游记》与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同时放在“东瀛文人·中国印象”系列丛书里，非常妥帖。我们可以对读两本书，特别是两位作家都写到了上海！对读的结果是，谷崎润一郎更加文艺，芥川龙之介更加率真。文艺也好率真也好，相互映照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日本著名作家笔下彼时的中国状况，是可信的。

按下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先不表，单说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游记》。

脏，是芥川龙之介笔下中国南方哪怕是大都市上海的状况：“‘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尤其是有一次波多君在雅叙园赐宴，我向跑堂的打听便所在何处，他居然要我在厨房的清洗池里解决。而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位满身油腻的厨子为我示范了先例，令人退避三舍”……作为一个生长在上海的中国人，就算是跟着作家的文笔张望100年前的家园，看到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描述，不快油然而生。何况，芥川龙之介实录的上海，不堪入目的不只是脏，“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些什么”——黄包车车夫疯狂揽客；“妓馆大体都在大道左右石块铺路的小巷两侧。余氏引导着我们辨读着门灯上的名字前行，须臾来到一家门前，排闼而入”——妓院卑怯迎客。此类等等段落，尽管是可以信任的记录，读到，不免一团乱麻堵在嗓子眼，欲说不能，只好对着《中国游记》生闷气，一时，还产生过弃读的念头。

应该是芥川龙之介如蓝天白云一般的文字，魔术般地紧紧拽住了我。

明明是个成年人了，为履行报社之约来到中国踏访写游记的芥川龙之介，竟然会毫无忌惮地跟同行者乱发脾气，“岛津氏依旧劲头十足，也许是为了我而强装出来的。可我一听这话，心中陡然生起无名火来。光火这种事，原本绝非强者的行径……”，抿嘴一乐后，我觉得像这样真性情的作家，像这样不顾忌身份敢于将自己的孩子气一五一十地写在报纸专栏上的作家，他的游记会让阅读者心境澄明。

果然就遇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再没见过什么东西比这眼前的一闪即逝，灯火通明的邸宅内部，更加美得难以想象。那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我们不知的、秘密的幸福。”

真是最朴实的语言，最有杀伤力，它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那时，想要跟所爱的人结婚，但没有婚房呀，学校里分配给打算结婚的年轻人的4平方米的琴房，都要排队等候数年甚至10多年。那段时间，我变得特别受不了晚归。晚归嘛，万家灯火会从一扇扇窗口照射出来，此番情景，好几次将我逼进无人注意的墙角，嘤嘤痛哭。

写完《中国游记》5年后，芥川龙之介自杀。

北村透谷、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都是以自杀了结余生的日本作家，等到三岛由纪夫一柄短刀插入自己腹部离世后，自杀是日本男性作家的宿命，大概已成一种默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探究，他们在功成名就欧何以要弃绝生命？像芥川龙之介，幼年固然是苦度时日，可到了1927年，他已然是日本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文曲星了，为什么要选择自杀？那一年，他才35岁。有一种判断，是将芥川龙之介的选择归咎于养父母否决了他的初恋。那肯定是原因之一吧，我想。可我更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从明治末期跨越到大正时期，芥川龙之介亲身感受到日本正从潮流激荡走向平庸。他不满这种社会变迁，具体而微到他的个人生活，他从中国回去后发表的小说《竹林中》所虚构的寒冷彻骨的世界，与5年前作家在中国苏州一瞥之下的人间胜境：“那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我们不知的、秘密的幸福”，温差实在太大。

虚构，是作家掩装饰过的自己。日记，假如没有伪饰过，那才是真正的作家自己。游记呢？大多数作家选择将自己掩饰在名川大山之下，如芥川龙之介这样的作家就这么淋漓尽致地写出自己在山水间的心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要完全读懂他的小说，《中国游记》不能不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