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把钥匙”，自然是指邓恭三邓老先生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而提出的职官、地理、目录、年代这四把研究国史的钥匙。然则，在充斥着无视史料、蔑视考据之行为的时代里，“以论带史”似乎成了常态。现下，有多少人能愿意踏踏实实地取得这四把钥匙呢？更遑论用这些钥匙打开门来了……
我只是一“野范儿”，自认本谈不上有多少去取得这四把钥匙的资格。但我微薄的责任感却又在告诉自己——即便是连“玩儿票”都不如的最最初级的业余研究，也不应沦落到“以论带史”的份上。如此，我便得认真地研读史料，便得尽己所能地进行考据，而可依靠的恰恰正是前述的四把钥匙。
于是，我出发寻找这四把钥匙。
由于我对年代学与目录学一窍不通，对历史地理学也几近白目，能优先下手的也就只剩职官制度了。虽则路很不平坦，偶尔想起龚延明先生提到过的，连将结衔进行断句都做不到的某“学术泰斗”与某“知名教授”（貌似游彪先生也提过类似的事），却也能给自己平添些些勇气。人贵在知耻、知耻而后进，驱使我的除了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愈发感到的羞耻，更加根本上的无非是我单纯地对历史的爱而已。让我好奇的是，是不是有太多教授学者（以及研究者、爱好者）缺少单纯地对历史的爱了……或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无耻？
以前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提出的问题得不到回答；现在我不能理解，我怎么会相信我可以提问题。
但我从未相信过，我只是提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