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7岁，上小学一年级，刚好开始可以记事。那时的农村小学五年制，8岁上学属正常，我不知道咋混进去的，不久后发现7岁8岁9岁没有多大区别，同属同一年龄段。村小设在两处，一至三年级在三孔石窑洞里，黑板竖在最里头，早读时光线黑暗，每间教室顶上垂吊了六十瓦的白炽灯，桌子是宽大的长条桌可以容纳四五个学生挤在一起，板凳不够的时候，老师会挑不认真读书也不听话的学生自带。四五年级的待遇就不一样，他们和初中学生在另一处院落上课，桌子是整齐的两人红漆木桌，窗户格子和门框板都油漆成浅蓝。我偷偷溜进学校那扇厚重的红色大木门，贴墙根走过几米长的甬道，窥探让人眼红的初中校园，他们的老师都是外面派来的正式老师，而我们的老师都是本村小学毕业的代课教师。
2018年，四十年过去了，过去的初中学校现在已经变身村两委会办公场所，村里的学校先是撤销了初中，十年前便撤销了小学，现在全村的孩子寥寥无几，个别人在镇上的九年制中小学寄宿，大部分都随打工的父母去了市区念书，即便父母不去打工，也会托人把孩子转到城里去，我常年会接到熟识的人提出这样的帮忙请求。
一九八五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那是前两三年生产队变卖了所有集体资产，每户按照一百元标准在当地军转民的如意电视机厂订购无偿分发到户的最后一次集体福利。一年后，从老人到小孩，从电视中熟悉了香港和日本，知道了霍元甲的徒弟是陈真，了解了一种爱情叫山口百惠和山浦友和，这是在十二点调试木框式收音机频道聚气凝神听刘兰方《岳飞传》想象岳云铁锤击中对手脑壳呈现万朵桃花开场面后的短短几年后最为直观的感受。
现在躺在被窝和沙发上利用流量看《琅玡榜》和《十里桃花》的宅男宅女，再也不用利用等待两集电视剧间的广告时间跑步去上个厕所，返回后眼睁睁算计还有几个冰箱和卫生巾广告需要陪伴。不远的山顶上驻扎着电视台和高大的发射塔，它微弱的信号需要不断转动接收天线才能把雪花飘满的屏幕转出人影。
在老家的旱厕里我发现了九零年的日记本，它不是用来阅读的，和它共同位置的是卷略显粗糙的手纸。同学朋友间的告别往往起首的都是大大的"赠"字居前，冒号下一串祝福语和感叹号，临终是公元纪年。塑料印花封皮，中间总有几张彩色风景或美人画像更衬得脱俗高档。现在它连手纸都不如，放在那几年了，入恭的人撕去的不过几页。上天保佑，我有幸在这样一处地方看到自己二十八年前的手迹。
元旦前单位总要人手一本发个挂历，钉在墙上天天撕，提醒时间又过去了。后来改成台历，每天还可以在上面记录某项重要事项。电话有几部，都安置在领导办公室，没有重要的事一般不会接近。拨盘一个数字，特别是打头的1，旋转一圈，等它吱吱吱复位时间特长，无人接听，再重复一次六位数的号码，比起先前的摇把子轻松，但和今天智能手机点拨比较，说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文物也不过分。
世界会不会面临末日？看似遥远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世纪末的恐惧袭击着每个跨世纪的人。睁开眼，地球还在转。经历了末日危胁，盘算下即将上涨的薪水，许多人开始转变观念及时享受现代科技送的便捷。摩托罗拉数字汉字传呼机，磁卡电话，诺基亚手机热卖，直到卖菜摊主腰上也挎了个声响特大即便在闹市喧嚣中也可以听到的大屏手机流行音乐响起时，开发商在手机上设置了振动功能，为那些永远想有别于他人的特定少数提供服务。计算机开始步入寻常百姓家。教师开始用种叫做课件的工具辅助教学，其实就是中央和地方电视台制作天气预报的技术，现在我们统一称呼为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最时尚的一种叫创客教育。
位宅小区楼下的停车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住户停车需求，新规划建设的商场住宅在地下修建了分为ABCDEF区域的停车场。众多从2010年萌发的购买一辆中外合资的品牌轿车梦想实现，据网上信息，2015年的车辆销售超过一千三百万辆，连续几年再创新高。最新的消息显示，从古城西安到我居住的小城，高铁理论上的运行时间仅需十二分钟。我在体制内生活，去过全国许多城市，打工的朋友去过比我更多的地方，有时，我在他们面前产生自卑，知识可能带来稳定的生活，但不一定带来新鲜的生活，为此，我们都在相互羡慕中自相矛盾，夙夜焦虑。
知识没有如预期中爆炸，生活却被互联网绑架。世界就在五指之间，个体存在网络世界的某个末稍，一不小心就会名扬天下成为网红，没有谁可以确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苏联解体，叙利亚战火，收复台湾或者消灭日本，吃着青菜煮萝卜，讨论特朗普是疯子还是天才当选美国总统，操着全世界的心。每个人都丧失抵抗，向网络世界缴械投降。早晨去街头喝碗豆腐脑来个菜夹饼，店主向您推荐微信支付，不好意思，没有现金可以找零。视力愈降愈低，颈椎越来越弯曲，右手十指更加发达，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将发展成一个大头长指的妖怪，对此，我们恐惧地等待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