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师誓师大会下雨了
等陈赓说明情况后，刘伯承干脆而又利落地说：“不行！军人嘛，就是要风雨无阻，定了的就不能随便改。今天是我们出师抗日的誓师大会，更不能改，要按时举行。”
刘伯承从中得到启发：打仗绝不是指挥官一拍脑袋，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司令部的所有日常运作，都要依赖于“执事者各执其事”。
誓师大会结束后，部队进入教育和训练阶段，刘伯承即下令在师部设立机要、作战、侦察、通信、队务、训练、管理七个科，并一一规定了各科科长和参谋的职责。
在实施重大军事行动时，下属部队发来的请示电报往往会比较多。
刘伯承规定，这些电报应先由机要科分门别类，送呈相关部门的主管参谋，该给哪个科的就给哪个科。
主管参谋收到电报后，要标出“晓示图”，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一并报首长审阅。
这样的组织编制和机构设置，必然需要较高水平的幕僚队伍与之相适应。
在刘伯承的指示下，一二九师特地选调了一批有一定文化和军事素养的年轻干部来担任师部参谋。
刘伯承不仅请人给这些参谋讲授军事理论，而且还亲自教授他们掌握参谋业务。
他告诉参谋们，做事要有“计划”，“计”就是计算时间，“划”就是画路线图。
不轻敌
刘伯承给陈锡联举了平型关战斗的例子，说明日军可不是给你一冲就会阵脚大乱，与鬼子过招，着实得花一番缜密心思。
在用兵方略上，刘伯承一向反对打情况不明的莽撞仗和糊里糊涂的懵懂仗，他曾用四川方言形象地将之比喻成是“狗子头上戴砂罐，乱撞一阵”。
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问题
在召开三八六旅营以上干部会议时，刘伯承用通俗的说法解释了为什么要使用侧击战术：“大家一定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对付大人的欺侮，小孩子只有找机会躲在门背后，等他过来，就乘其不备地给他迎头一棍。”
在刘伯承看来，军事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每一个军事术语都包含着一定的内容。
如果军事术语不准确，就会影响对其内容的理解。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干我们这一行当，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一字之差，会死人的。”
事实上，如果不把“五行”搞清楚，即便“头发白得更快”，刘伯承也不肯轻易下决心和起草命令。
所谓“五行”，是指“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
刘伯承用五指来进行比喻：大指是任务，二指是敌情，三指是我情，四指是地形，小指是时间。
“五行术”是刘伯承行军作战的法宝，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订计划”。
刘伯承在训练班上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文化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我们每个人要想做到耳聪目明，就必须努力学习。”
钱串子
知道选调来的学员们都有战斗经验，但刘伯承认为光有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他给大家打了个比喻，说经验好比是铜钱，人的一双手最多也只能拿三十几枚，可是假如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以成百上千地把铜钱串起来。
爱读书
刘伯承自己以身作则。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部队每驻扎一地，第二天早晨，他必会在喝过一杯浓茶之后拿上书，到附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读上两个小时。
读完书，他再处理日常事务，如果部队驻扎的时间较长，他就雷打不动，天天如此。
刘伯承认为，战术是灵活机动的，不能老是千篇一律。若是死板地套用某一战术原则，难免吃亏。
在作战间隙，刘伯承喜欢走到村外田间的大路上，观察农民的劳动情况。有一天，他发现很多农民为了防止大车轧到地头，会在大路两边挖直沟。
这一发现给刘伯承带来了灵感。结合实战，他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挖路分割平原的新战术。
群众是预备役
白晋战役以破为主。刘伯承将破击队形具体区分为破路队、掩护队、预备队和工兵队四种，其中破路队由老百姓组成，白晋战役总共动员了2万多名当地群众参与破路。
把握关键细节
刘伯承素来不放过对作战细节的处理，破路行动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是夜间破击，破击队的出发地点应距离日军据点有半日行程，一般中午出动，黄昏展开破击。
又如破路时，破击队的所在位置要以不受到日军据点的火力斜射为度，展开队形须横宽大于纵深。甚至对于工兵所要携带的大小十字镐、圆锹、锤子、锯子、剪刀等破路工具，刘伯承在作战计划上都会规定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