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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个庞大的家族里，大伯说话的分量，仅次于去世的爷爷。
他是个典型的中国式长子，背微驼，手大脚大，脸上总是挂着风霜刻出来的沟壑。小时候我很怕大伯，因为他太严肃了，眉头总是锁着，像是在算什么永远也算不完的账。过年聚会，大家都在嬉笑打闹，只有他一个人闷头坐在主位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眼神像把秤，时刻称量着每个晚辈的斤两。
我对大伯的偏见，源于他“小气”的名声。
他是村里的会计，管着家族里的公账，也管着几个兄弟分家的事。每次去他家，我都觉得那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记得有一年，我爸想翻新老屋，找大伯借点钱，大伯在堂屋里来回踱步了半天，最后只拿出一叠钞票，还要写借条，按手印。
那时候我年少气盛，心里暗骂大伯冷血。明明家里条件不错，又是亲兄弟，怎么算计得这么清？从那以后，我对大伯总是敬而远之，觉得他是个只认死理的“铁公鸡”。
直到爷爷临终那晚，我才看清了这个“铁公鸡”心里的那本账。
那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所有亲戚都乱成了一锅粥。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几个姑姑和叔叔面面相觑，手头都有点紧。就在大家都在为难的时候，大伯默默地站了起来。
他没有说话，只是从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里，掏出了一个厚厚的、用报纸裹着的包裹。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本发黄的存折，还有几叠用橡皮筋扎好的现金。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养老钱，本来想留着以后盖个新房。”大伯的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先交住院费。剩下的，大家分摊，我出双份。”
所有人都愣住了。二叔红着眼眶说：“大哥，你那钱……”
大伯摆摆手，打断了他：“别废话。爹走了，我就是这个家的天。天塌了，我得顶着，不能苦了老人，也不能散了人心。”
那一刻，我看见大伯的手在微微颤抖。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被我认为“冷血”的男人，其实一直用他那并不宽厚的肩膀，扛着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他的“小气”，是因为他是长子，上有老下有小，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他的“算计”，是为了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大家庭里，维持一种脆弱却必要的平衡。
爷爷去世后，大伯老了很多。他的背更驼了，走路也更慢了。
今年清明我再回老家时，大伯正坐在堂屋门槛上晒太阳。他的背弓得更厉害了，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槐树，阳光透过堂屋前的枇杷树叶，在他布满老年斑的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他手里不再夹着旱烟，而是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白瓷缸，里面泡着最便宜的粗茶。看见我回来，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亮了一下，慌忙起身时差点被门槛绊倒。
“大侄子回来了？”他搓着手，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转身就往屋里钻，“我给你拿糖去，上次你小侄女给我带的奶糖，我一直没舍得吃。”
我跟着他走进屋，才发现他的房间里还是几十年前的旧家具。掉漆的木柜上摆着一个老式座钟，钟摆慢悠悠地晃着，像是在细数他逝去的时光。唯一的亮色，是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太阳花，花瓣在阳光下开得热烈，和他黯淡的屋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花是我去年从村口王寡妇家移来的，”大伯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窗台，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她说这花贱，好养活，插哪儿都能活。我看着好看，就移了几盆回来。”
那天中午，伯母给我们煮了面条。大伯非要往我碗里卧两个鸡蛋，自己却只就着咸菜吃面条。我看着他佝偻着背蹲在门槛上吃饭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偷偷拿了他藏在粮缸里的柿饼，他发现后只是叹了口气，并没有打我。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怕爷爷，现在才明白，他只是舍不得。
那年春节，我回老家祭祖。在大伯家的老屋里，我无意中看见他在灯下戴着老花镜写东西。走近一看，是那本传说中的“账本”。
我以为会是哪家欠了多少钱，结果凑近一看，眼泪差点掉下来。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的，全是流水账：
“老二家孩子考上大学，随礼500，给老二添200。”“老三家盖房缺料，送水泥两吨。”“四妹家人生病，给寄药费1000。”“咱家老三（指我爸）买车，借给他的3万，不急着还，他孩子要上学……”
原来，这么多年，大伯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蚂蚁，一点点收集着食物，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他苛刻自己，节衣缩食，穿几十年前的旧衣服，抽最便宜的烟，却把自己所有的血汗，都化作了家族在风雨飘摇中的压舱石。
他算了一辈子的账，唯独从来没有算过自己。
那天晚上，我给大伯敬了一杯酒。我说：“大伯，您辛苦了。”
大伯愣了一下，似乎不习惯这种直白的表达。他有些局促地搓了搓那双粗糙的大手，憨厚地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了一种孩子般的纯净：“不辛苦，都是一家人。只要咱们这个家齐齐整整的，我就高兴。”
看着他微醺的脸庞，我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叫“长兄如父”。它不浪漫，不温柔，甚至带着泥土的沉重和算计的粗糙，但它像地基一样，深埋在地下，支撑着我们所有人站得笔直，走得踏实。
大伯不是铁公鸡，他是这个家族最坚硬的一块铺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