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便想写一写我的母亲，但总觉得手中的笔很重，无从下手。促使我今天动笔的，却是近几个月来，母亲的听力日渐减退。我怕我再拖下去，母亲可能再也听不见我为她写的这篇《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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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出身于浙江海岛一个农民的家庭，外婆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母亲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因为姐姐从小身体较弱，下面几个弟弟又小，母亲便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协助外公外婆干活的重任。母亲九岁就开始一个人出去放牛了，现在的我很难想像，九岁的母亲个子都还没长高，估计最多只能到牛肚子那边吧，居然要牵着庞大的牛到山坡上、田野里去放养，想必一开始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母亲放过黄牛，也放过水牛，说起这个，母亲的神情虽有点伤感，但语气里却也带着几分自豪。
母亲一年四季都跟着外公在田里地头劳动，种地，除草，割稻，拔秧……母亲从小就是农田里的一把好手，即使后来已年逾六旬，依然喜欢在地里弯腰劳作，而不愿待在家里干点打扫、整理之类的家务活。
母亲从小没上过学，尽管下面的几个弟弟都已去私塾念书了。我想，身为家中的干活主力，又是女孩，外婆是不太可能送她去念书的。直到1950年舟山解放，也解放了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某些禁锢，母亲便不再需要缠足，甚至还能参加村里办的扫盲班。
母亲白天劳动，晚上则在扫盲班学习。想必从小懂事，又接触大自然，母亲的成绩很好。几个月后，扫盲班结束了。后来，农村成立了合作社，大伙都在一起干活。因为在劳动中舍得花力气，表现突出，扫盲成绩又好，年轻的母亲便被村民推选为妇女主任，又加入了共青团（一开始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经常代表村里去镇、县开会。生活虽然清贫，劳动虽然艰苦，但母亲干得风风火火，颇受村民拥戴，日子似乎永远会这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
一天，外婆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母亲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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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来自上海，是外婆的姐姐，我应该叫她姨婆。此行，姨婆主要是来为其孙子物色保姆。来到外婆家，她一眼就看中了风华正茂的母亲。“到了大上海，姑娘一边给我家养孙子，一边还可以在那边找个好对象，况且你们农村这么苦，还是跟我去上海吧……”经过一番游说，外婆答应了姨婆的请求，想必年轻的母亲也并无多大的主意。因为母亲当时是妇女主任，又是预备党员，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为防止村里阻拦， 外婆甚至让姨婆带着母亲偷偷地出村，星夜翻山越岭赶去县城，次晨即乘轮船离开舟山去上海。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生平头一次乘轮船，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心里自是非常开心，毕竟是要去大上海了。
到了上海，母亲成了姨婆家里名副其实的保姆。清晨五点多就要起床，将马桶拎到门口，等候收粪便的工人来收，然后再拎回来洗刷干净。这个情景，后来我在很多旧上海的电影里见到过，而我母亲便是这其中的一员。然后，母亲要和姨婆一起准备一家人的早饭。吃过早饭，姨婆、儿子、儿媳都出去上班了，母亲便留在家里照顾才一、二岁的表外甥，还要准备中饭、晚饭。只有到了晚上，母亲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的。至于工钱多少，母亲从来没提起过，我想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当时全国经济都很困难，且又是帮亲戚干活，如果有，以母亲的性格，她肯定会喜滋滋地告诉我们。
等到表外甥稍大可以上幼儿园了，姨婆便介绍母亲去一户人家做保姆，照顾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到了那户人家，母亲更辛苦了，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要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起居，而且那户人家还比较节俭细致。吃饭的时候，母亲得先给孩子喂好，等到母亲去上桌吃饭，本来就没有几个的菜早就所剩无几，只见碗底了。可想而知，母亲必是既心酸又委屈的，但身在异乡，也只能暗自垂泪。
期间，姨婆也曾托人给母亲介绍过一个对象，相亲的地点就在电影院。当时正值夏天，头一次相亲的母亲羞涩地坐着，头都不敢抬起来，只看见旁边的小伙子穿着夏天的沙滩裤，毛茸茸的大腿在眼前晃来晃去，吓得母亲只坐了一会，便逃走了。后来，母亲只要听说是上海人，便再也不肯去相亲了。
数年后，一个远方亲戚听说了母亲的情况，便带信上去，说要给母亲介绍一个本地“吃国家粮”的工人。吃国家粮，在当时意味着有一份稳定的工资，旱涝保收，是很吸引农村姑娘的眼球。于是，母亲便结束了保姆生涯，离开了生活五年的大上海，回到了家乡。（待续）
